开庭审讯：《马来人的困境》的反国族主义面向

《马来人的困境》在当年出版后引起轩然大波，批评声如潮，特别是针对马哈迪的种族本位立场、否定跨族群阶级的正当性、内化殖民主义价值观等。无论如何，这本书也预示了在五一三事件之后，马来菁英对旧封建主义的元老派──以东姑阿都拉曼为主──的领导权感到极度不满，后者被认为延续了殖民地时代的「二元化」政策，把马来人保留在农村，华人却可在经济领域大展身手。这种愤懑之情，最终逼得开国首相在掌政十余年后黯然下台，并掀开日后马来资产阶级兴起的序幕。

也因此，马哈迪在《马来人的困境》出版之后，被马来青年热情追捧。据悉，当年仍是马来亚大学学生领袖的安华，就曾前往吉打拜访这位刚在选举中落败的民族主义者，在三十年后回忆时，形容那是「伟大的会晤」。

概括地说，《马来人的困境》核心观点很简单，马来人在自己国家处于落后，政府必须扶助他们，以便与其他族群平起平坐，然后才能进一步谈国族建构。在马哈迪的构思中，政府必须促使马来人城市化，并透过一些方法，让部分人先富起来，从而创造一个马来资产阶级，领导整个族群踏上强国强种的旅途。

马来人的被殖民耻辱

在马来世界，早在《马来人的困境》之前，已有人认真地分析过资产阶级的重要作用。1920年代中，印尼共产党理论家陈马六甲（Tan Malaka）在《群众行动》（Aksi Massa）就深刻地指出，印尼的革命运动相对于世界各地显得更加困难重重，关键在于殖民主义与外来族群（特别是华人）对当地经济的剥削，阻碍了印尼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知识阶层，反殖民运动的条件也因此受限。所以，反殖民运动必须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在革命成功后对他们进行无产阶级的教化，完成结合阶级与民族双重路线的革命大业。

马哈迪当然不会与陈马六甲一般见解。马哈迪追求的彼岸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资本主义世界，陈马六甲的天堂则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但是，意识形态的差异，并不阻碍他们在某些观点上的一致性：马来人或印尼人的困境，主要是外来势力造成。当中自十九世纪中末开始大量涌入马来世界的华人，当地人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感。反之，华人被当地人视为殖民主义的勾结共谋者。这一类观点在当时，不分左右，相当普遍，即便在今天，恐怕也有不少支持者。

因此，当非马来人为了争取马来人的认同，而夸耀自己对当地经济与多元文化做出了什么伟大贡献。这在对方看来，恰恰是在提醒著他们，那段不堪回首的被殖民耻辱史。

而这位年届壮年的知识份子，并不满足于自艾自怜地重述这段耻辱故事，尤其在选举落败、五一三事件爆发后，他认为必须做出一些怎样的改变。他日以继夜地苦苦寻思，应该如何才能摆脱这铭刻在他们身上的民族耻辱？

《马来人的困境》正是他给出的答案。

资本主义与马来人

马哈迪，一如中国晚清的许多思想家，是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对「竞争」推崇备至，认为在弱肉强食的世界必须自强不息，才能在残酷的竞争中出人头地。竞争，对他们而言，是世界史的推进动力。这一思路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某些面向相当契合。因此，不难理解，日后马哈迪有关新马来人（Melayu Baru）的表述，其核心内涵几乎等同于资本主义精神：一个人的成功，就是在世俗上取得经济成就，那就是企业家、资本家。

「新马来人」这个概念，是已故社会学家赛胡申阿拉塔斯（Syed Hussein Alatas）于1979年在新加坡的一次演讲中提出，指相对于迷信愚昧封建的「旧马来人」，「新马来人」是个拥有特定普世价值的理性主体，其中伊斯兰是理性化的重要思想资源。

马哈迪与赛胡申阿拉塔斯的「新马来人」的区别显而易见：对后者而言，马哈迪的「新马来人」，是个相对狭隘的概念，因为资本主义精神只不过是理性的一部分内容。而这样的「新马来人」，必然会因其内涵上的偏差，衍生各种问题，这包括下文会讨论的族内贫富悬殊。

基于肤色的保护措施

虽然马哈迪重视竞争，但是，吊诡的是，《马来人的困境》却是一部为扶弱背书的著作。书中前半部都在论证政府扶助马来人的正当性与必要性。

马哈迪认为，由于遗传与环境的因素，马来人先天上竞争力不及其他族群，特别是华人。比如说，马来半岛资源富饶，马来先祖不必劳心费力，就可以过著舒适日子。反之，中国人数千年来历经万难，在恶劣的环境中练就一副好身手，而这些才干都遗传给他们的子孙后代。马来人不可能在短期内迎头赶上华人，因此双方的竞争，处于不公平的起跑点上。为了确保国家和平，必先促进种族平等。要促进种族平等，政府必须推动创造机会平等的建设性保护措施。

「建设性保护措施」就是今天我们所熟知的马来人特权，这包括商业执照、奖学金等的分配，必须优先考虑马来人。在当时，马哈迪是这么表示的：「……我们不得不重谈给予马来人优待的基本原因，给予马来人优待，并不是要把他们置于优越地位，而是要把他提升到跟非马来人同等的水平。」

他也提到：「马来人并不为这种优待而自豪，他们也不因有像跛子一样受法律保护的『特权』而感到自豪。如果能够的话，他们愿意取消这些特权，但是，因为现实迫人，他们不得不把自豪感置于第二位。」

换言之，对他而言，这个保护措施是暂时性的，而非永续的，是为了他日双方在公平基础上相互竞争而设的。当然，我们知道，后来的发展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一点稍后会讨论。在此先针对此保护措施，提出两个问题：首先，保护措施会否跟马哈迪念兹在兹的竞争相矛盾？其次，对特定种族的扶弱，有多大的正当性？

第一个问题不大，我们可以从许多左翼理论中找到机会平等的讨论，而且这也不必然跟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相互违背。比较麻烦的是第二点，许多有关经济平等的讨论，都是建立在阶级而非种族集团。国家透过对弱势阶级提供协助，达到消灭贫困、拉近贫富悬殊的目的。

马哈迪的论述基础显然与此相悖，他认为保护措施必须根据肤色而非阶级。如此一来，无论是富裕或贫困，马来人都将从「建设性保护措施」中得益。贫困的非马来人则被排除在外，即便他们在经济上比马来富翁更为弱势。

另一方面，在实际情况下，被排挤的不仅是非马来人，即便真正的弱势马来人，也可能在官商勾结下遭到边缘化。这不是无的放矢，往后的发展已证实这点。

换言之，马哈迪所倡议的「建设性保护措施」，无论就种族或阶级来说，都会加剧贫富悬殊。富裕马来人将与贫困的马来人和非马来人的差距越来越大。

在马哈迪看来，富裕马来人与贫困非马来人的差距，将在总体上拉近马来人与非马来人的地位，而达到种族平等。书中他这么说道：「不用说，假如少数贫穷的非马来人获援助去接受高深教育，那马来人与非马来人之间的教育悬殊将会更大了。」

然而，这种观点显然有严重的毛病。姑且不论这忽略了真正需要得到帮助、却因肤色而被排除的群体，完全缺乏正当性；马哈迪所谓的种族平等，实际上遮蔽了族内贫富悬殊。在为只惠利部分人的保护措施辩护时，他指出：「所以这些少数富裕马来人的存在，最少使贫穷的马来人可以说：他们的命运并不是专服侍富有的非马来人。……马来大资本家的出现是必要的。」

换言之，种族保护措施在族内造成的不平等与不公平被种族的「荣耀」感所合理化。这种荣耀感相当虚幻，彷佛有了它，一切阶级问题自会迎刃而解。实际上它不过是幻术，蒙蔽人们的双眼。

国族建构的两个阶段论

必须指出，马哈迪大谈种族平等，有著更宏大的国族构想，这基本上涉及到国民团结、国民融合与国民性的塑造，也就是同化政策。在这两者之间，种族平等是先决条件，没有种族平等，就妄想谈同化。在促进种族平等的阶段期间，种族性政党任重道远；一旦达成种族平等的目标，种族政治自会消解，国民融合愿景在望。由于这个构想有著明显的阶段论色彩，姑且称之为国族建构两个阶段论。

两个阶段论，除了被马哈迪认为有逻辑上的必然性，在其他方面也颇具吸引力。
一方面满足马来人处于经济困境中被拯救出来的不安全感。另一方面，它在相当程度上修复殖民地前夕马来世界的同化机制，从而保证马来土地与文化的统一性，并不会因为吸纳外来移民而变质。

易言之，种族平等论处理的是经济落后的焦虑。同化论则处理文化消失的恐惧。两帖药方，安抚马来人的现代不安，光复黯然褪色的马来原乡世界。

无论如何，两个阶段论有个矛盾。在第一个阶段中，为了促进种族平等，必须区分你我，创造差异。但是，来到第二个阶段，却反过来要磨平差异，促进统一。在创造差异的过程中所激化的各方，如何在日后摒弃前嫌被统一起来？

马哈迪早已察觉这点，他说道：「要有平等，无者将得益，有者就损失，因此，在达致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以往的『和谐』关系势将出现紧张。一旦实现了平等，社会所受的压力和紧张将减缓，最终更可能达到和谐。到时仍会有冲突，不过，起码其中一个公认的根源应可消除。」

不得不说，这是个破釜沉舟的大胆做法，却也难免过于乐观。在一个两极对立的社会，所谓的种族平等已是众说纷纭的概念，马哈迪所认为的「平等」，在他人眼中却是「不平等」，这又如何可能消除社会压力？

第一个阶段的永续经营

此外，虽然马哈迪认为，在现代社会，宗教不是国民团结的必然条件，却援引各国例子，强调统一的语言与文化，是团结不可妥协的因素。另一方面，他也认为，马来语与文化作为国民性的核心，任何归化的公民，虽被赋予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利，但无权更改国民性内涵。换言之，这是「一个国家、一个国族、一个语言」的国族理念。

不必说，这个理念在今天已不合时宜。但我们还是愿意仔细检验它，然后我们将惊讶地发现，即便从单一国族理念来看，《马来人的困境》并不如自己所宣称的，是一个国族主义著作。

在马哈迪看来，马来人是马来西亚的主体民族，而马来人特性，除了语言和文化，还包括伊斯兰。对他来说，无论是国民团结或归化的公民，只需要接受马来人的语言和文化，就可被接纳为社会的一份子，享有普遍的平等权利；在宗教上，则允许多元化。

然而，这一构想似乎暗藏危机。那些在语言和文化上选择同化却拒绝成为穆斯林者，将会形成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不同身份，在资源竞争的驱使下，以及在第一个阶段期间被煽动的种族政治影响下，恐怕族群之间的对立恐怕只会加剧，不会消失。

如此一来，两个阶段论最终只会停留在第一个阶段。扶「弱」的保护措施被永续化，同化则成为无法实现的甜言蜜语，永远的彼岸。

如果我们再结合马哈迪掌政期间，多次因内部权力斗争而试图透过炒作种族议题来转移矛盾，则我们可以肯定，无论是《马来人的困境》的内在思路的缺陷，或马哈迪的个人作为，都不过是在永续地经营著第一阶段。

因此，马哈迪在《马来人的困境》中苦苦思索得出的药方，只是预示了马来人支配权的诞生，而非召唤国族主义，后者与平等、自由、博爱等价值理念紧密相关。

【注】本文关于《马来人的困境》引文，出自刘监铨译的《马来人之困境》。

转载 / 当代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