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马哈迪政权的掙扎与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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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何启良
一、政党轮替的悖论
作为一个政治发展现象,马来西亚2018年大选的政党轮替,应该如何解读?马哈迪以及其主义在当前的政治发展中有何意义?在混乱、兴奋、期待(个人不同的立场而定)的语境里,或许重读一些经典著作可以帮助我们更冷静了解当前变化万千的马来西亚政局。
有关马哈迪以及其政绩,邱武德《马哈迪主义的悖论》(Paradoxes of Mahathirism)(1995)和巴里韦恩(Barry Wain)《马来西亚独行侠:在动荡时期的马哈迪》(Malaysian Maverick:Mahathir Mohamad in Turbulent Times)(2010),可以让我们重温马哈迪时代的贡献与缺失。
马哈迪的「真面目」,除了世人所看到的权谋、政改、贪腐、挑唆、现代化、回教化之外,其实还有许多假相与伪相,这当然是正常政治运作无可避免的素质,然而马哈迪时期却特别繁杂。他所种下的祸根,拥有肥沃的土壤,有充份的「营养」及「水份」满足作物的生??需求,日后在纳吉时代继续开花结果,终成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就不足??奇了。诡异的是马哈迪却在退休后以英雄的姿态重返政坛,再任首相,把马来西亚政治发展推向另一个比马哈迪1时期(1981年-2003年)更戏剧性的马哈迪2时期(2018年-),这个发展就不是可以一般人民可以洞察的了。
民主发展是否是一个必然过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者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在《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From Voting to Violence:Democratization and Nationalist Conflicts,2000)一书指出,民主进展是具挫折性的。(2017年有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中文翻译本)一个威权国家不会在一夜之间成为成熟的民主国家。它们必然经历一个艰难的过渡期,大规模的威权精英与民粹政治会混合在一起。斯奈德也认??,威权国家比稳定的民主国家或独裁国家更有可能具有冲突倾向,而国内脆弱的机关没有办法解决这些冲突与矛盾。从威权统治到大众民主跨越度越大的国家,就会越动荡。在民主化后的十年内,产生冲突的可能性,大约是仍然是威权国家的两倍。
斯奈德所提出的逻辑理论,有历史研究支持。这些理论,基本上质疑急于推翻威权政权的民主政治。换言之,急于成为一个不成熟的自由民主国家,是会带来极多冲突与矛盾的。我们因此不能过度乐观。
马来西亚509大选,是六十一年来首次的政党轮替,有它的普遍性,也有它的特殊性。它的普遍性在于,随著经济成长与教育水平的提升,人民对于良好治理的渴望,也越来越高,对腐败、恶法、歧视等等,采取不同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反抗,包括消极的或积极的,革命的或改革的手段反抗威权。近二十年公民社会的蓬勃发展就是一个结构性的改变,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促使民主意识不断萌芽。1998年「烈火莫熄」社会运动的燃烧,也是跟随著席卷全球的民主化进展,只是没有完成而已,但是却造就了二十年后希盟的执政。民主政改不像军人政变,可以一蹴而成,这是马来西亚政党轮替的??迪意义。
马来西亚政党轮替的特殊性在于它「生不逢时」。在东南亚,当前民主进展正处于运动的退潮期。在九十年代东南亚第一波由印尼推动的烈火莫熄运动大高潮时,马来西亚的公民社会基本上还没有准备好,基础脆弱,民众民主意识虽然有高升的现象,但是处于被动于精英集团权力斗争的阶段。它基本上失去了这个一起席卷东南亚民主化浪潮的契机。安华在1998年末被捕后,「烈火莫熄」运动就很快沉寂下来。这项社会运动直接催生了人民公正党,它有所作??也是后来纳吉政权腐败衍生出来的结果。俗语说,失去的机会如果重来,那就必须依靠你的运气了。
这个「运气」,就是2018年马来西亚政治的特殊性。它牵涉到复杂的种族主义与阶级政治。1971年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后,我们可以广泛观察到,从两极分化的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之间,产生了一个新的阶层──马来官僚资本家。巫统政权提倡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策略,扶植了马来官僚资本家的成长。在马来民族主义的号召下,大部份的马来民族被麻醉著。有势力的马来菁英官僚集团或其家族成员,把持著国家机关的机器,积极干预和参与经济市场活动。从中得利者,当然也包括了政商挂勾的华人企业。随之而来的是金钱政治、行政腐败、道德沦丧、权钱交易、暗箱操作,法制观念淡薄,社会邪气冲天。这些都伴随著马来西亚过去二十年看似蓬勃的经济发展。
马哈迪执政二十二余年(1981年-2003年),这些弊病他难逃其咎。纳吉政权惊人的贪腐案件,其实是建立在马哈迪执政的败坏制度上。
二、典型的民族主义政客
如今评价马哈迪,虽然不能「盖棺定论」,但是还可以找到一些共识。马哈迪是一位典型的民族主义政客自不待言,他延续了战后反殖民主义的余温,然而吸收了西方现代化的重要元素,在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同时,热衷于挑唆族群、种族矛盾。在位二十二年,很难说马哈迪主义有一定的发展模式,或理论根据,大多数时间是全凭强硬的意志与个人魅力执政,强人威权政治横行,用口号治国,缺乏建立制度的意愿。贪腐和臃肿的行政体系、膨胀的官僚主义和裙带关系、宗教主义民粹化等,在这扭曲化的政治体制里,开始根深蒂固。
马哈迪1有经济建设,却无政治建设。他最失败之处,在于没有建立一个健康民主的先决条件。以巫统为首的国阵,以马哈迪??首的巫统,操纵民粹,所带来的猜疑、仇恨和矛盾把马来西亚带入种族民族主义的核心。
2018年马哈迪以「反马哈迪主义」的身份凯旋回到政坛,这个印象是根据大选前希盟的大选纲领而得到的。《希望宣言》有许多内容,只看列出所有要废除的恶法或过时法令,包括废死(废除所有法令内的强制性死刑条款)、《1948年煽动法令》、《1959年防范罪案法令》(POCA)、《1971年大专法令》、《1984年印刷与出版法令》及《2016年国家安全委员会法令》,就可以看出推翻前朝(包括马哈迪时期)的政治作为。
执政之后,希盟领导人说:「我需要按照希盟所设定的竞选宣言行事。」看来竞选宣言是有约束力的。但是没多久,重任首相的马哈迪就发表「竞选宣言非圣经」言论,希盟当初并没料到会胜利上台,以致写了难兑现的「厚厚竞选宣言」,颇有悔意。但是这就说马哈迪,多变而权宜,可以承诺,也可以抵赖。他又说,他如今不可能再实施首次担任首相时那种强人政治,因??他受制于希盟竞选宣言,看来不是由衷之言。
马哈迪2的权力不比马哈迪1的权力嚣张,这个说法当然是有根据的。土著团结党无论从历史、组织、资源来看,都比不上巫统。巫统从长期的政治斗争里走来,有强硬的韧性,这一点并非其他政党可以相比。再说,在希盟政府里,以国会议席来说,土著团结党不是最大党,虽然它被分配的内阁职位最重。即使竞选宣言不具约束力,其他政党如行动党会扮演一个制衡的角色。行动党能不能经得起这个考验,扮演一个以前马华公会从来没有负起的责任?现在还看不出。希盟之能够推翻国阵,马哈迪因素显然是最重要的,它的关键性好比轮轴,周围的点围绕它旋转,或是用它作??确定各点位置的标准。行动党的制衡角色显然是有限的。
执政不到半年,从马哈迪的部署运作与言论主张,大概可以看到一些端倪。那么这是马哈迪主义的凯旋回归或回光返照?我认为两者都是。他的土著主义至上论、国产车、疑中的外交政策、新加坡情结、向东学习、华人富有论,都是马哈迪主义的重现。这些理念影响极大,至少在短期间会有效应。我们穿越喧嚣嘈杂的政治历史,发觉过去马哈迪政权的争议性所在,是其多变性与反复性,然而从马来西亚的「大历史」视之,马哈迪主义的韧性与延续性确实无可质疑。
之所以说马哈迪主义回朝不过只是过渡的,主要是他的年龄不可能让他继续太久。世上难得百岁人,上天即使保佑,任何人完成功德之后还是必须退下。他说两年后让位给安华,虽然当前政治局面暗潮汹涌,不过这个日期应该可信,也可行。
马来西亚的未来,其实是在安华的身上。
三、希盟政府的局限
安华以烈火莫熄的余烈,从监狱出来成??候位首相,其政治生命曲折,即使在马来西亚反复多变的情境里,还是吊诡万分。如果从他烈火莫熄时期、以及他担任国会反对党领袖时期的言论来看,他的思维比马哈迪具有进步性,也较接近自由民主主义。安华主义的雏形,包括了制度改革和民主参与的进步因素,对于多元文化和非马来族群利益的维护,他也比较开放。在安华主义里,我们看到未来;在马哈迪主义里,我们看到过去。
然而,由于马来西亚政治的动荡,领导人的继承充满了未知数。安华虽是「候位」,但是这个「诸君」真不好做。要知道,安华本身的崛起,从早期回教青年组织,到进入内阁成??副首相(1993年至1998年),到两次入狱度日,都是在诡异政治的斗争里成就的。当年他是副首相,也是「候位」,最后也落单。如今历史是否重复就很难说了。但是现在他的忧虑是显然易见的,即使是重入国会议事,「安华主义」是否仍旧保持其锋芒,还待观察。除了安华久困囹圄、不能号令??诸侯的局限外,另外一个令人疑虑的原因是公正党的脆弱。
其实希盟政府面对最大的问题,也是马来西亚政治不能解决的问题,即种族主义政治制度的根源。以为推翻巫统政权就等于推翻了种族政治,这是大错特错的想法。1957年马来西亚宪法本身就是允许种族主义的执行,马来人特权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巫统只是最积极的推行者而已,马来至上主义的缘起,其实在1957宪法拟订时已经相当巩固了。我们不能够期待一个「违宪」的政府出现,除非马来西亚从法国政治发展史得到灵感,来一个「第一共和」、「第二共和」的宪法。
真正主张各种族平等的宪法是1946年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宪法,它后来在马来民族主义高涨的反对声浪下,于1948年1月31日终止。非马来人(尤其是华人)的冷淡,使得一个各族平等的建国机会从此消失。历史学者王赓武就说,「这是一个宝贵的窗口,打开了一回就关闭了。」国阵政权的下台,还不至于提供这一代马来西亚人回到四十年代重新建国的机会。
四、民主进程解决不了民族主义
回到本文开始时提到的斯奈德理论。国家的民主进程,归根究底,还是有赖于制度的健全和精英份子的致力推行。但是,我们不能太过太高估了所谓民主制度国家的代表体制、政党制度和新闻自由会遏制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作用。要使到「想像的民族主义」转向为健康的民主机制,以过去五十年的经验来看,东南亚国家还需要更长时间的考验。
所谓民族主义,一般是指将本民族作??政治、经济、文化的主体而置于至上至尊价值观考虑的思想或运动。两次世界大战都与极端民族主义息息相关。由于民族主义要求对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和忠诚,当这种要求被野心家用来建立具有法权意义上的主权国家,这种民族主义就极易发展??极端民族主义,从而祸害国家进展。
马哈迪政权1和2都没有逾越这个牢笼。安华的政治思考或许还会给马来西亚未来一点希望。今时今日的马来西亚官吏腐败、司法堕落、制度崩坏问题,归咎于马哈迪是公平的,这是他掌政时期的威权手段所遗留下来的「产物」。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警惕,安华如果即位继续马哈迪主义,站在它的肩膀上未尝不可,只要是他把马来西亚带向一个较多元、公平和容忍的政治制度。纳吉政权的腐败是一场浩劫,是一个大教训,人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也只有大步向前迈进,才能够真正终结马哈迪时代的的滥权、贪污与朋党陋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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