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需崭新产业政策

讨论日本经济，有个名称形容其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经济停滞现象，为「遗失的二十年」。马来西亚其实不遑多让。1988至1997年，我国的年均劳动生产力增长5.5%。然而在1998至2007年，劳动生产力大幅下滑至2.9%。相反地，中国的劳动生产力在同一时期，由4.5%提升至9.2% 。【注一】

再看看韩国。1998年，韩国同样经历亚洲金融风暴，重创更深。但今天的韩国浴火重生，其实力不止表现在汽车、手机与重工业的亮眼成绩，软实力如韩剧韩食等韩国文化商品也席卷全球，今天马国韩粉不分族群地「哈韩」，是经济实力的一大展示。

1998年，我国社会掀起风起云涌的「烈火莫熄」政改运动，牵动国家政治发展至今。同样的一年，到底还发生了甚么问题，我国政府的产业政策与发展引擎出了甚么毛病，影响经济与产业升级，以至我们也几乎面临失落的二十年？原因纷繁，本文著重在谈不达标的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y）是针对某个以企业为其成员的特定产业，以达到对国家经济最有效率的政策 。【注二】纵然程度方式不一，日韩新中等国采用的「东亚经济模式」，广义而言，都是通过刻意改变市场价格与生产秩序，好让其企业能够跨越后进者劣势（Second-Mover Disadvantages），最终拥有经济规模，能在国际上竞争。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我国在八十年代可是全球最大的外资接收国之一。然而，外资对经济发展并不是一面倒的红利。早在八十年代拟定的《产业大蓝图》（Industrial Master Plan）已经点出，在某些重要产业过度依赖外资，将会抑制本土的产业基础。对外资科技的过度依赖，也将导致经济产剩余，以特许费用、专利权、内部成本转移等方式流向外资的宗主国。

就以槟城的电子业为例，许多研究显示，跨国企业把高端的研发、机械、重要人事与销售都留在本国，仅把低端的组装生产搬到马来西亚。这是外企为了降低成本的务实做法，而它们大举进驻亚洲，很大的原因不外在于成本与市场。期待外资的进驻将自行导致经济转型与进步，是过于盲目天真的期待。

当外资进驻营运时，政府理应适时检讨其产业政策，通过税务奖励方式鼓励技术转移、在地采购与增聘高技术员工，以提高其与本土企业的后续连结（Backward Link）。新加坡高度依赖外资，但其产业政策通过经济发展局（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严格执行，每五年重检给予外资的优惠，透过胡萝卜鼓励外企提升在地的科技、生产力与投资含量。马来西亚的「外资放任主义」（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aissez-faire）让我国错过了该外企进驻的黄金期，以致吞下苦果。今天，环顾槟城电子工业园，鲜见成功如三星、HTC或广达等的马国世界级企业，便是一个产业政策失败的例子。

另外一份《马来西亚产业政策分析》报告，则更加点出我国产业的症结。我国的制造业，一直畸形地往二元路线发展：一方面是与本土市场无挂钩，出口导向的外资企业，另一方面则是只为本土市场制造产品，过度保护的本土企业。我国得到甚么？只有无法与世界竞争的甘榜冠军，以及与我国经济无甚瓜葛的外资企业这个双输局面。

该报告虽然于八十年代发布，但这个二元发展的倾向，到今天依然界限分明。然而，这个我国产业独有的特徵，严重阻碍甚至抑制我国本土企业获得优质技术与组织力的机会，最终无法通过企业的升级，带来产业的升级；唯有产业升级，才能带来国家经济的转型与进步。

放眼在高度全球化，工业革命4.0与高度不确定的后常态国际政经局势，我国实有必要去芜存菁，检视与拟定崭新的产业政策。当然，拟定准确的政策是一回事，其落实需要严格的纪律，优秀廉洁的官僚，以及不受其他议程与寻租文化（rent seeking culture）干扰的执行环境。我国能否迈向先进国，端看我们能否克服缠绕了半世纪的挑战。要如何严格执行政策，则是公共管理与政治经济学的另一篇章了。

【注解】

一、马来西亚新经济模式（The New Economic Model 2011-2020），Chapter 2, p52.
二、Chang, Ha-Joon（张夏准）2003, Globaliz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Role of the State, Malaysia: Third World Network and New York: Zed Books, p112.

转载 / 当代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