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从何来？──税制比较与低生活成本国

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普鲁士（Prussia，今之德国前身）便出现退休养老、工殇事故，残疾伤障等社会保险制度，不少西北欧国家在廿世纪初跟进；四十年代中期，英国首先实施了全面性、建立在全民、统一与平等为基础的社会福利制度；五、六十年代，西北欧纷纷进入福利国时代。不过从七十年代末，英美两国又带头推动一定程度的去福利化政策，逐步将政府的职能交给市场与民间。这种放宽管制、民营化、自由化政策，虽在相当程度上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但仅能在某种程度上去福利化，却难以全面去福利化。结果，多数发达民主国家的财政依然难以改善。概括言之，发达国家的公共债务多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均高达约100%。在人口老化与少子化的压力下，已积重难返。

目前，发达国家的收入与支出，大约占GDP的40%左右，落后国家的占比例则较低，如马来西亚只有约20%（不包括州与地方，只限中央），印度、印尼等更低。政府这些钱从何而来？在发达国家大致上来自个人所得税、社会安全保障税与销售或增值税（Value-Added Tax，VAT；或称消费税），其他如公司所得税、国产税或资产税则个别占不到10%。

举个实例，在廿一世纪美国的税收结构为：个人所得税占约42%，其中联邦与州的占比个别为约80%比20%；公司税占约9%，其中，联邦约多于州政府；销售税占约12%，这部份归入州政府；国产税占约5%，归入中央：资产税如房地产税（property tax）约9% ，也归地方政府；而社会安全保障税则约25%，进入中央政府。

税收结构与项类占比变化

从这个收入结构可看出，个人所得税、社会安全保障税（social security tax）与销售税是前三大项。整体上言，除了个别情况外，多数发达国家的收入结构均是如此，若有变化也只是在这三大项中，作出不同比例的安排，如法国个人所得税不到20%，但社会安全保障税却高达40%；丹麦的社会安全保障税不到10%，个人所得税却可高达50%。除了日本，各发达国家的公司所得税均低于10%。这与区域化、全球化的压力有关，要留住本国企业、招商引资，势必得调整公司所得税。整体趋势是销售税或消费税占比趋高，特别是在人口老化与少子化的国家，因为消费税是最可靠与稳定的收入。

在美国，之所以未实施消费税而持续销售税（sales tax），皆因此乃州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他们不想被中央化，冲击到该州的稳定收入。

马来西亚的收入结构则与发达国家大异其趣。较落后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占比较低，政府收入得靠公司税、进出口税、国产税与销售税或消费税等。处于中等收入国家的马来西亚，特点则是公司税偏高，个人所得税偏低。在2017年财政预算案中，估计联邦政府的收入大约2,200亿令吉，其中公司税占约692亿，石油公司税约100亿，个人所得税约300亿。换句话说，也就是公司税占30%以上，个人所得税只有约13%。在本国1,450万个工作人口当中，只有约15%者，其收入水平达到可课税水平，而这个可课税水平又有颇多的减免项目。

据此而论，除非增加个人所得税，否则政府只能从销售税增收。全球化导致公司税不易提升，反之可能得下调，如美国2017年杪把公司税大力下调至21%，低于马来西亚的24%。不少欧洲国家的公司税也在20%以下，对马来西亚而言形成压力。一直以来，马来西亚以依靠石油、天然气相关收入来弥补低个人所得税的占比不多，随著大油田减少，本国油的消耗量增加、石油价格下降等因素，这个弥补作用已不如以往。这种情况下，只能从进出口税、国产税或消费税或销售税著手，其中在2017进口税只有约30亿令吉，出口税约7亿，国产税约130亿。非税收入（non-tax revenues）则约390亿。这个部份主要是国家石油公司（Petronas）的投资收入（马来西亚的油气收入共分多个项目）。消费税大约440亿（约20%）。

福利政策应重永续创意

随著马来西亚人口老化，可以预见，销售或消费税的份额必日增。因为提升个人所得税不易，涉及提高人民的就业、技能、生产力与经济升级等因素，攸关教育与培训改革、调整新经济政策等敏感议题。在这种条件约束下，马来西亚的出路之一就是，一方面提高人力资本投资与基础设施投资，同时也得加强国内竞争，刺激经济活力。

此外，政府的福利政策也应从消极福利（如只是派钱），转向生产型的积极福利，如授人以渔（技能）而非鱼（实物），这样才能生生不息，具可持续性。可以的话，补贴政策方面也得更有创意，以便打造低生活成本国。何谓低生活成本国（low cost of living country）？意即在不大可能大幅提国民收入的条件下，从供应面著手，减低百姓的生活支出，只要减少支出便等于变相加薪。这个减低成本的方法，可从教育、医疗、公共交通或住屋等方面著手，如在公共交通可补贴载货物的卡车与公共巴士，而非汽车（即补贴柴油而非汽油，特别是油价高涨时）。同理，在住屋方面可建设适量的廉价租屋，即只出租不出售的公共住屋，如在香港便有近半人口住在租金远低于市价的公屋，这将大大地减少生活支出与压力。

公共交通与住屋是穷人的主要支出，对中高收入者而言，食衣住行并非主要支出（除非奢想豪华车），因此，从大幅减少支出便可减轻生活压力。同理，教育方面也可鼓励义务技职教育，如十二年教育有三年就读免费的技职学校，都是可考虑的减低成本方法。另一点则涉及二元的劳动市场，特别是外劳与最低工资。当前坊间热议的自动化「工业4.0」。就方向而言，无疑是正确的，但也有其局限，如在1996年，马来西亚推出多媒体超级走廊（Multimedia Super Corridor），事前却未有培养人才的准备，结果空有基建、缺乏人才，尽管能从国外（如印度）引进专才，但移民局又上门逮人，可见政策需有配套，无法独行。

双元劳动市场的制约与出路

当前马来西亚的就业结构是，众多就业人口集中在服务业，除了个别行业外（如银行业可自动化）大多数服务业与农业不易自动化。另外，制造业仅占就业人口约17%。如此制约下，要降低生活费，引进廉价外劳不失为出路。这不但可增长消费，也可保住劳动力密集产业。别忘了，劳动力密集产业也需要白领工作人员。

由于外劳占比高，最低工资虽为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但不必是经济正确（economic correctness）。经济正确的做法应是政府作为公共投资人，投资来培训本国人为有一技之长的员工，以提高收入。与此同时，用廉价公共服务与生活补贴来支援本国人，以免被外劳取代。一言以蔽之，这是二元分化的的劳动市场，而本国人从事较高增值、体面的工作。这个二元劳动市场是个较务实、可行的，既可稳定物价又可为本国人保证一些可能失去的就业。当然，政府得变身为公共投资人，因为私人界是不会做这类投资的。

总之，公共投资（特别是人力投资）二元化劳动力市场与稳定物价得多管齐下，以造就低生活成本国。对生产性工具如公共巴士、货车也不加税，以压低物价，在全球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的当代，即可保住就业。马来西亚的产业竞争力与释放民众的消费力（如租屋不买屋），这是有得亦有失的选择。

最后要强调的是，产业多元性可促进综合竞争力，我们绝不能在逐低竞争的时代，随意放弃劳力密集产业。

转载 / 当代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