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节逢疫情自嘲倒霉王 利家公子雅博一生悬戏
- 登载于 中国万象
利雅博两三岁便被父母薰陶成为影迷，也从事电影业四十多年。已过退休之龄仍然对电影不离不弃，还当上香港国际电影节协会总监。
利雅博点了杯黑咖啡，杯里的色调很黑，他戏谑自己仲黑，堪称影坛“黑仔王”（倒霉王）。“当年我做HAF（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董事，2013年HAF因为沙士做不成；到我当上HKIFF（香港国际电影节）协会总监，便遇上世纪疫症，2020年的HKIFF是44年来史无前例地取消，日后请我做事真的要慎重考虑。”利雅博摇摇头，无奈地笑说。
电影节本来由今年3月延至8月，但天气不似预期，现实不跟剧本，最后还是要取消，只能在特备节目CineFest跟观众有限度见面。花了至少五年时间、与Italian Cultural Institute in Hong Kong共同筹备的“百年费里尼”活动，也因疫情反覆而缩减规模。
“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这位大师，是一代香港电影人的启蒙宗师，包括我。适逢大师100周年诞辰，全世界都在做他的回顾展，我们本来是最早一员，现却成为今年压轴。”戏迷本来有机会在大银幕上重温廿多出费里尼经典作品，但疫情第四波来袭，12月2日至15日所有电影放映取消。另外在PMQ还有展览，展出幕后工作照、剧照、电影海报及手绘画作等，只是有些博物馆级藏品，因疫症大流行未能送达香港，原本计划从意大利请来主持讲座的专家，最终也不能成行。
关灯的magic “戏票包观影体验”
“《八部半》、《大路》、《花街春梦》等都是经典，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1973年的《想当年》（Amarcord），说的是战时导演家乡的故事，里面每一位小朋友都是费里尼童年的影子，电影更是他成长的纪录，并掺杂了法西斯年代意大利的生活面貌。对上一次我在戏院看是1974年的伦敦，最近在大银幕重看实在感触良多，转眼竟过了近半世纪。”
曾有人提议疫下把电影节全搬到网上进行，利雅博也有跟同事讨论过，但最后还是决定网上网下配合。“一张戏票，一半钱是看电影，一半是买观影体验，关灯后大家一齐经历电影的magic，是在家中不能媲美的，排队入场也是体验一种。”
从马戏、杂耍、喜剧、漫画、广播才到电影，费里尼许多作品都反映他对杂耍和马戏的迷恋。他曾说：“我是一名小丑，电影就是我的马戏团。”
相对于67岁的利雅博，却很早已认定了电影为独沽一味的事业。不对，应该更早，由祖父到父亲到他，三代都跟电影密不可分，利家公子早注入电影DNA，更形容自己是“天生电影人”（born into movie business）。
两岁坐超等 见识差利亲自配乐
利雅博是利氏家族中低调一员，利希慎是他的太公辈，他称利铭泽为大叔公，三叔公是利孝和。
利雅博父亲利秉璋在娱乐戏院、利舞台、都城戏院工作过，利雅博自小就跟着爸爸看尽中外多不胜数的电影，连粤剧电影也不放过，两三岁人仔就坐超等的“飞机位”（两张椅柄上的位置）看花花绿绿的银幕在跃动。“印象深刻是第一出跟父母入戏院看的《八十日环游世界》（1956年），还有工人带去环球戏院看《火网梵宫十四年》（任剑辉、芳艳芬主演，1958年）。”当年利秉璋引入无数西片，铁金刚的名字也是他取用。
利雅博电影入血，到英国念书五年，所有假期并没有选择回港，而是到爸爸朋友的电影公司打工，亲眼见到“侦探小说女王” Agatha Christie到摄影室看《东方快车谋杀案》（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试片，还有差利卓别灵亲自做配乐工作。当时英国电影业相当蓬勃，青涩少年遥遥看望两位老人家蹒跚的身影兴奋莫名，但从不敢打扰。
利雅博回港后第一份工是当记者，当年香港的英文报章有《南华早报》、《虎报》和《星报》，他记得在被喻为报界少林寺的小报《星报》当一脚踢的记者，他的工作日常是采访完来港宣传《中途岛战役》的导演连同主角Charlton Heston，再报道碧丽宫夜总会开幕，转头又坐上小艇到山旯旮的荒岛报道谋杀案；参与完衣香鬓影的香港小姐竞选，又跑到维园采访香港网球公开赛，然后出版毛泽东逝世的号外，那是1975至1979年冲锋时光。
1979年，利雅博正式加入嘉禾电影，一股新浪潮令香港影视界经历黄金时代；2003年至2017年他一直在英皇电影工作，参与制作了20多部电影，也有参与集团在中国内地和香港扩展的院线业务。
看金马心酸 “日子难过将见曙光”
利雅博记得，1977年香港开始举办国际电影节，每年既有外国策展人来港看“外国看不到的华语电影”，也有不少内地电影人来看“内地看不到的海外电影”，香港就像一个自由开放的平台。但观近十多年，香港被指“电影已死”连同自由表述的空间都似越来越窄。看今年台湾金马奖颁奖礼就看得颇心酸，以去年香港反送中示威为题材的《夜更》拿下最佳剧情短片，但在香港能放映的戏院不多，更多香港电影因为海峡两岸关系紧张而拒绝参赛。
疫下香港电影市道更面对严冬，不少资深电影人甚至要转行。利雅博又如何看待“港片没落”之说？
“我永远是一个乐观的人，做电影一定辛苦，但现在未必最坏。电影由很多部份组成，现在秩序可能乱了，但淘汰和整合之后，或许会逼香港人想更多新事物，开一道新的门路。”
电影人或许都会诗意一点，利雅博续说：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每朵云都有一条银边，比喻日子看起来难过，但曙光总会出现）。这位资深电影人，如此寄望香港电影前景。
东方荷李活 电影节也要租场
“西九都有戏曲中心的时候，何解香港没有一个电影节专属的电影中心？像多伦多有Bell Lightbox（多伦多电影节灯箱剧院）、柏林有电影宫？”利雅博自问自答，认为在政府观念上，电影是很商业和成熟的工业，所以西九策划时，也没特别建造电影中心，他认为电影节永远都要向外租场地，寄人篱下。
业界包括利雅博曾多番建议将电影资料馆、电影图书馆及剧院整合，把大会堂低座改为电影中心，但一直只是痴人说梦。
“我觉得好荒谬，香港有辉煌的电影历史，甚至有东方荷李活之称，但连电影中心都没有，实在讲不通。”利雅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