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可染水墨成派　辛丑说牛艺

将步入辛丑牛年，中文大学文物馆策划“辛丑说牛”特展，精选十多件与牛相关的馆藏文物，包括书画、陶瓷、印章等，咏牛、绘牛、以牛为喻、拟人等等，呈现丰富的人文内涵和对世俗的精神象徵意义。

国画大师李可染的牛自成一派，是“中国水墨四绝”之一。他画牛无数甚至拜牛为师，画室命名“师牛堂”，抗日战争时画牛作为坚忍的象徵，激励士气。他的牛用墨辣重，行、卧或半身浸于水中，形神兼备，作品朴拙中见沉郁。展览中有李可染《牧童》一画，特别之处是有齐白石题字。

“李可染在一九四六年应徐悲鸿之邀，受聘到国立北平艺专当中国画教授，同时师从齐白石学艺十年。其间齐白石不时在李可染的牧牛图题跋，显示其对学生此类作品的锺爱和认同。”展览策展人童宇博士解画。

《牧童》运用了李可染作品中常见的对角线构图，牛躯运用他扬名的“积墨法”以浓淡墨色多次堆叠出层次、肌理，与他著名的“逆光山水”黑暗技法相通。“他喜欢在黑色中找灵感，文革时却被批作品为‘黑画’。”

野牛老鸦　丁衍庸狂野半画半书

有份创立中大艺术系的丁衍庸，《野牛老鸦》把中国笔墨发挥至极致，故丁公有“现代八大山人”之誉。画中题的是“夜色苍苍茫茫，野牛奔奔驰驰，老鸦相随骥尾。”童宇指曾留学日本的丁公受野兽派及后印象主义影响，混合中国原始主义，即从甲骨文、先秦时期古文字、肖形印上取灵感，形成半画半书狂野牛画。

自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有关于牛题材绘画创作的记载，唐代牛题材自成一绘画大派，而宋代则发展达到鼎盛。谈到中国最出名的牛画，自然想到一千三百年前唐代参军贵族兼文人韩滉的《五牛图》。据指他画牛的玄机与其晚年政治处境有关，被奸人造谣指有野心的韩滉为明志，画了姿态迥然的五牛，其中第一头拴着鼻子的牛，正是其不愿意走仕途的心理投射，其余四牛各自有其生活方式，反映其复杂心情，《五牛图》现藏于北京故宫。

是次展览中饶有寓意的，还有一件明代晚期的五彩老子骑牛纹盘，是明末景德镇外销日本的作品。童宇说：“碟中央绘了青衣老子骑牛，手持如意。此典故出自《史记》，老子见周朝衰败，决意离开。出关时关令挽留，于是老子写下经典的《道德经》便扬长而去。”后来的文学作品为此故事添加了不少细节，包括老子当时骑着一只青牛出关，青牛遂成老子标志；也有人描绘老子乘豪华牛车，阵容庞大。“晚明绘画、版画中则多绘为单人乘牛，凸显其潇洒自在。”

百牛图不重复　陶牛车见兴衰

若要欣赏牛画的艺术价值，明代《百牛图卷》就不会让你失望。童宇指，此设色绢本上有数目刚好一百只牛群在河边嬉戏。“最有趣是其中九十八只是水牛、两只黄牛，应该是出自南方画家之手。更是难得是百牛姿态各异，形态并没有一只重复，可见绘画难度极高。”

英年早逝的高奇峰（一八八九至一九三三）作品《双牛》，看到他受日本画派影响很深。“《双牛》是临摹日本画家疋田芳沼的《牧童》，但同时他更入了个人的思考，以翠鸟对比庞然牛躯，可见岭南画派传统中的创新。”

展品中年代最久远的是一件六朝出土的陶牛车，艺术品当讲古佬，呈现古时人的生活状况和交通工具演变。

童宇介绍指：“牛车自先秦已有，最初并非贵族所乘，是草根百姓耕田或运货的工具。至汉武帝贵族买不起马车，遂改以牛车代步，成为上等人的交通工具，有文献记载当时人人坐牛车，没人骑马，很多人甚至不知马为何物。”这陶牛车后面有门，与昔日战车不同，童宇解释当牛车成为了贵族代步工具，这后门是令上等人优雅地上车，而牛车上亦设凭几（三脚凳）供贵族舒适地乘坐。到了魏晋至盛唐，牛车装饰亦越发精美。“中唐以后，士族衰落，牛车亦从贵族的豪华座驾，回归成百姓使用的负载和耕田工具，至今在乡村生活中仍时可见之。”

西方狂牛　18K金蹄角小牛拍卖过亿

在西方，牛几乎也是最早出现于美术作品中的动物形象之一。文艺复兴时期Antonio Pisanello创作了不少牛的速写，西方艺术史中最擅长画牛的，是17世纪荷兰画家Paulus Potter，连牛的皮毛与神情都画得十分逼真；Franz Marc的《黄牛》（Yellow Cow）成为他的成名作。毕加索亦用牛作为他的视觉符号，做了不少实验，包括1945年前后创作的《公牛的变形》系列作品。至于当代艺术领域，英国艺术家Damien Hirst用过不少动物为创作题材，既赢得名利也引来争议。他1991年的成名作《生者对死者无动于衷》，把一条虎鲨鱼保存在装满甲醛的玻璃柜中引起热话。1993年他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再展出技惊四座的《母子分离》（Mother and Child Divided），将一对母牛与小牛剖半，分别放在四个装有甲醛玻璃箱中，他于1995年荣获Turner Prize。2008年他把一只10岁小牛标本创作成《黄金小牛》（The Golden Calf），牛角与牛蹄均镶了18K金，最后在苏富比拍卖以1,651万美元（约1.28亿港元）成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