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艺人常香玉：戏里戏外都是“花木兰”（上篇）

去过常香玉家里的人都知道，她从来不穿拖鞋。

老了、不上台演戏的时候，她也这样。哪怕坐在收音机前听个小曲，她也坐得笔直，腰板里透出一股精气神儿，像一个时刻准备上战场的兵。

她算是从战火里走出来的人。抗美援朝时期，常香玉变卖家当，带着剧社在全国义演，硬是用赚得的钱捐出来一架苏制米格战斗机。后又奔赴朝鲜战场，慰问志愿军。

在枪林弹雨里的四个月，炸弹撂下来、棚顶的土毕毕剥剥掉在戏服上，只要台下的志愿军不动，她唱的《花木兰》也不停。

“戏比天大”，这是常香玉对自己和观众的承诺，她身上也似乎真有股花木兰的劲儿。

为了更好地表现角色情感，常香玉曾冒着“欺师灭祖”的骂名，对原有的豫剧唱腔进行改革，吸收、融合多剧种的元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常派”艺术风格。

她的戏招人喜欢，字正腔圆，接地气，一句“刘大哥讲话理太偏”，传唱至今。她也招人喜爱，赈灾义演，捐款修桥，农村、工矿的舞台上总少不了她，学生说她“做了一辈子的好事”。

2004年7月，国务院决定追授已故豫剧大师常香玉“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

戏比天大

儿子陈嘉康记得，每当常香玉晚上有演出时，父亲陈宪章从中午就开始“紧张”。

那时常香玉30多岁，一家人住在河南省豫剧院。为了保证状态，她总要午休。陈宪章就搬个凳子坐在房门口，戴上老花镜，展开一份报纸。偶尔有人路过、吆喝一声“香玉”，陈宪章惊地一哆嗦，赶忙把食指点在唇边，再双手合十放在耳侧，祈求对方别出声。

来人明白了──“香玉睡觉了啊”──又是大嗓门的一句，这下子陈宪章汗都要出来了。

他对一切可能打扰妻子的声响保持警惕，不敢有一点闪失。等常香玉化好了妆，工作人员就搬个椅子搁在场门边──登台前至少半小时，常香玉要坐在这“默戏”──整个人浸到戏里，从头到尾地体味角色的情绪。周围的人心照不宣地保持安静，知道天塌下来都不能打扰她。

“戏比天大”，常香玉总这样说。

这是父亲教她的道理。1923年，她出生在河南巩县（今巩义市）南河渡村一个窑洞里。那时，她还叫张妙玲。

9岁时，按照当时的习俗和家庭情况，她该被送去当童养媳，“就是人家的丫头，叫你弄啥你弄啥，一点儿不对就打你。”常香玉曾回忆道。父亲张福仙是戏曲艺人，决定教她一门手艺来养活自己，“给人家、人家也是打死她，在我这，我打死她拉倒，打不死、我教她点儿东西，混碗饭吃。”

常香玉跟着父亲学习唱腔和武功，串集镇、赶庙会，搭戏班学艺。她每日早起喊嗓子、下腰、踢腿、耗膀子。戏班里流传着一句话，“戏是苦虫，不打不成。”手的位置摆错了，一棍子敲在手背上，练踢腿，练得“腿肿成蚂蚱口，往下流黄水”，父亲也没有让她歇过。

教不会的时候，父亲着急地拧她膀子，拇指伸进她嘴巴里、掐出血，恨恨地问她，“这个字咋咬不清楚呢？”剧场没有麦克风，要让观众听清，全靠演员的吐字和念白，因此，一句唱词就得练上千遍，时间久了，“嘴、牙、舌头，都不知道是自己的嘴，摸着都不是一般的肉的感觉，练木了。”常香玉说道。

这样的练习甚至具体到了两颗眼球。为了练就炯炯目光，夜间，常香玉总点燃一个香头，循着光转动眼珠。

这些苦还不算难忍，真正折磨人的是地位低。当了戏子，是家族的耻辱，死也不能入祖坟。一次，常香玉要跟着父亲回家乡演戏，张氏族人拦着她，“派了个人告诉俺爸爸，你要是来咱这巩县演戏，就把张家血脉拔净了。”常香玉索性跟着干爹改姓常，“香玉”二字则取自楚霸王的名字“项羽”的谐音。

十二三岁时，她演一个配角，两场戏间隔时间长，她在后台等着出场，一不小心睡着了。女儿常小玉听母亲讲，“（张福仙）打她，在农村演戏，观众都是你拿一升米、我拿一升面（抵票价），你这样对得起大家拿的粮食吗？戏比天大，在舞台上一站，你责任重大。”

戏台上，她一次次迤迤然走出，唱、念、做、打，都愈发有模有样。学戏不过几年时间，常香玉已经能主演大戏。

军功章的另一半

“一睁眼，满脑门儿都是戏。”儿子陈嘉康的印象里，比起戏台上的独当一面，生活里的常香玉近乎笨拙，“去商店买冰棍，竟连钱也不记得带。”

常香玉大概对这样的“控诉”心不在焉，柴米油盐和家长里短不是她的追求，她痴迷的永远是舞台上闪闪发光的角儿。

丈夫是最愿意成全她的人。常香玉曾说，“结婚之前吧，是老父亲管我，结婚以后都是宪章管我，所有的。”他是中国现代话剧奠基人洪深的学生，婚后，陈宪章弃政从文。1948年，二人在西安创立了香玉剧社，招收了一批学生，管吃管住，不收学费，在校学生最多时达到40多人。

这里多是苦孩子，有的是因连年灾荒、战乱而流入陕西的河南难民，自己的父母去世得早，就把常香玉夫妇当家人。

常香玉教戏，陈宪章写戏，香玉剧社老学员修正宇记得，“老爷子每天拿着报纸，一字一句地抠，紧跟形势写剧本。”新中国成立后没多久，朝鲜战争爆发，“老先生赶快去书摊上去扒书，由京剧《木兰从军》改编，写成了豫剧《花木兰》，加了比武、送别等选段。”

他仔细地为常香玉讲解角色的出身、内心的潜台词，教她识字、写字，两人一起研究唱腔。常香玉唱完一句，陈宪章不满意，指出哪个字要重点发挥，常香玉就换一个唱法。还不够劲，再换。最后，两人达成共识，“这个可以，观众肯定愿意听。”

“老先生把老太太从一个大字不识的人，变成一个人民艺术家。”修正宇说道。

这样的扶持和帮助又岂止是在事业上。给常香玉做饭，照顾孩子上学，给孩子买药、买衣服，都是丈夫的任务。常香玉每次出去开会、学习，陈宪章都要给她写信，“一条一条地嘱咐，我都嫌他啰嗦，嫌他说得多。他放不下那心，没法。”

相较于陈宪章的婉转和细心，常香玉就显得更急躁。

比起其他兄弟姐妹，从小在母亲身边学戏的常小玉“挨打最多了”。十六七岁的时候，她登台领衔演出，谢幕时掌声雷动，不等她从兴奋里缓过神儿来，母亲就不留情面地揪出问题。

正是叛逆的年纪，少女觉得自尊心受了伤，就怼回去，“不就是错了一句词儿嘛！”母亲的脾气一下子上来了，扬手就打，常小玉的腿总是青一块紫一块。打得厉害了，她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几天不搭理母亲。

孩子们难免跟父亲更亲。“爸给我洗头都洗到十多岁，妈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我记得我丢了一件衣服，她还给我打了一顿。”女儿陈小香记得，她甚至不敢跟母亲多说一句话，当然，母亲“也没有那么多废话跟你说”。

“香玉剧社号”

顾不过来的时候，常香玉索性把孩子送去托儿所。

常小玉记得，6岁那年的一天，她看到母亲带领着剧社的哥哥姐姐们在院子里集合，“女生穿着小裙子，男生把白衬衣都扎进裤腰里，可精神了。”

她不知道大家要去哪里，只知道母亲是要离开自己一段时间了。

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应朝鲜请求赴朝作战。抗美援朝总会发表了一则《爱国公约》，号召大家捐飞机大炮。

“解放以后，艺人翻身，大家都抱着一种对共产党、对新社会的感恩。”剧社学员范玉清记得，常香玉把剧社卡车和自己的首饰都卖掉，连着之前攒下的一点现金一起捐了。和陈宪章商量后，她决定在全国义演、募资捐一架战斗机。

在过去，这样一架飞机的价格是15亿旧币。大胆的提议得到了剧社的支持。

今年82岁的剧社学员韩玉生回忆，当时有人捐钱，有的老师主动要求减薪，“原来拿十块钱的，就减到八块。”他的父亲也是剧社里的老师，为了出去义演、不给观众留坏印象，硬是把烟戒了。

1951年8月，一行59名演员出发了。他们先后抵达开封、新乡、郑州、武汉、广州、长沙6个城市。一张“捐机义演”黑白小广告贴得满街都是，上面印着常香玉的照片和戏目。

没想到，刚到开封，常香玉就病倒了。演《游龟山》的时候，常香玉打完退烧针、摇摇晃晃地上台。乐队的师傅提醒她“小心绊倒”，她清醒了一点，一句“耳听岸上有人唤”唱出来，观众“哗”地叫好，“劲儿提起来了，发烧也不想了，就演完了。”

第一炮打响了。支持从四面八方涌来，观众不计较票价，也不计较自己能不能听懂，4毛钱一张票，他们掏一块钱，夜里拿着铺盖卷排队买；五十多岁的老夫妇大热天推独轮车推了十几公里，就为了给常香玉送两篮鸡蛋；没带钱的印尼华侨，当场摘下金手表捐了；有时候，一下火车，搬运工人穿着裤衩子就来了，把装台、卸台全包了。

人们心里还是没底，“能不能成功？感觉很玄乎一个事儿。”只能一步一步往前走。除了坐火车，其他时间都是在义演，有时候一天能演两场，演员们连妆都不卸。吃的都是豆芽、黄瓜、豆腐混在一起的大锅菜，剧场没床的时候，就在舞台打地铺。

有时，戏服很重，要扎七八斤重的靠旗，勒得很紧，常香玉的膀子上一道一道的紫色淤血。到武汉的时候，不知道是因为压力还是劳累，常香玉总是牙疼得厉害。

陈宪章负责管钱和规划行动路线，每天收了票款后，怕丢，晚上就压在枕头底下睡觉，“各个地方有抗美援朝分会，人家都下班了，第二天早晨上班再把钱送过去存上。”忙起来的时候，陈宪章顾不上洗澡，好容易洗一次，裤子一脱，发现裤衩都烂成两片、成裙子了。

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香玉剧社完成了178场演出，募集15亿2700万旧币。购买飞机后，多余的钱，常香玉也悉数交给了抗美援朝总会。

这架飞机，后来被命名为“香玉剧社号”，它的模型至今陈列在中国航空博物馆。常香玉也因此被叶剑英题名为“爱国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