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艺人常香玉：戏里戏外都是“花木兰”（下篇）

“有人说俺老太太是政治投机商，那是拿命换来的呀！”回忆当时，今年80岁的修正宇拍着桌子说。1953年3月，他跟着常香玉和其他学员一起，奔赴朝鲜战场进行慰问演出。

军装肥大，冷风在里面直窜，大家把袖子、裤腿塞来塞去，扣子挪了又挪，一跨过鸭绿江就开始演出，一直演到上甘岭前线。到7月美国签订停战协议之前，4个月的时间，演员们都在枪林弹雨里。

两个志愿军开吉普车载着常香玉。行军路上被敌机跟踪了，照明弹一闪，车就立即拐到树林里。两个战士架着她跑，再一起卧倒，炸弹就撂在旁边。为了保护常香玉，一次，两个战士摞起来、趴在她头上。

晚上睡觉也不安生，炸弹炸在坑道上面，人就从床上崩到地上，“肯定都害怕。”韩玉生说，剧社里的大师姐赵玉环因水土不服在卫生所治病，不幸被敌机盯上，整个卫生所被夷为平地，她至今长眠在那处山坡上。

专心演出也成了奢求。有时，炸弹就炸在临时戏棚旁边，土毕毕剥剥地往下掉，乐队吓坏了，想扭头就窜，发现志愿军依旧盘腿打坐，抱着枪，纹丝不动。常香玉说，“戏不能停。”

大家忍着心慌，“外面吹着哨子，防空抢‘咔咔’地打，汽灯就黑了，志愿军打开手电筒对着舞台。”韩玉生记得，戏正演到花木兰大战番邦主将突力子，观众站起来喊口号，“向花木兰学习！向常香玉学习！”

她身上好像真有股花木兰的劲儿。戏里还是戏外，已浑然不觉。

此后，常香玉带领剧团实行“三三三制”演出──三个月在农村，三个月在工矿，三个月在部队。“要为国家、人民、劳苦大众服务，戏是演给穷苦人看的，是歌颂新中国的，这一点就是常香玉老师追求的。”韩玉生说道。

人们喜欢她，为了能看她一眼，雨天打着伞、冬天披着棉袄也要来排队买票。早上十点开始售票，六七点的时候、队已经排得很长。卖猪肉的小贩给了剧院演员们“特权”──想要什么肉，不管肥的还是瘦的，都给留着，当然前提是给票。

日子好过一些了，常香玉仍保持着极度的清醒和简朴。她照旧每日练功，带补丁的衣服甚至穿到了晚年。在她的影响下，剧团也是如此，有爱美的学生买皮鞋、脸上抹了杏仁蜜，也会被老师傅打趣。但她又是极度慷慨的，赈灾义演、施粥捐款，为家乡修桥、铺路，她都不含糊。

“做一件好事很容易，但一辈子做好事是很难的，我们老太太她做到了。”修正宇说。

常派艺术

后来，人们提到常香玉，第一印象都是“捐飞机”。

这样的标签太耀眼，难免让人忽视了她的专业成就。学生韩玉生也有自己的看法，“她何止在一个政治事件上（贡献大），她在艺术上也是豫剧开拓者，是数得着的人。”

常香玉早期学戏时，河南梆子各流派划分明显，她唱的属于豫西调。但在表演《西厢记》时，常香玉觉得不对劲了──她在戏中扮演红娘，这是个喜剧人物，唱腔应该是活泼轻快的，但豫西调的特点是深沉而苍劲，只适合演悲剧。而豫东调则相反。

要不要取长补短呢？一旦学唱豫东调，就意味着坏了规矩，但或许能把戏唱得更好。倔强的她下决心改变唱腔，首段唱词不长，一般不被人们重视，但常香玉却一反常规，她细致地处理每一个字的旋律起伏和伸展，轻快、跳动的调子一出来，再配上她活灵活现的眼神，“一腔定太平”，赢得观众满堂喝彩，她也凭此名满开封。

后来，在走南闯北的演艺过程中，常香玉学习吸收京剧、曲剧、河北梆子、汉剧等多个剧种的元素，融合激昂的沙河调和含蓄的祥符调，“总而言之，对我有用的，我统统借鉴过来。”

这在那个年代不算好事。戏曲剧作家张乡仆回忆，有人说常香玉是“欺师灭祖”，是“豫剧的叛徒”，“挨了许多讽刺，同台演出的人讽刺她，说自己老祖宗留的东西还没学会玩呢，现在头又往人家（祥符调、豫东调）那里插呢。”她还赚得了个酸溜溜的外号，叫“小圣人”。

“改革的幅度太大了，正本清源，范围很广泛，不是一个戏、一个动作的问题。”修正宇说。时间给了答案，大刀阔斧的改变成就了她独特的“常派艺术”，“老太太的唱腔到现在都不过时。”

从艺多年，常香玉演出剧目100多部，在舞台上塑造了红娘、白素贞、花木兰、佘太君、李双双等形象。1956年，河南省豫剧院成立，常香玉是院长，原本的香玉剧社被纳入剧院一团。

“河南省语言太复杂了，团里有安阳人、洛阳人，口音一个人一个样，到演戏上咋行？”常香玉拿着字典，让大家纠正发音，再按河南话的调子唱出来，如此一来，“只要能懂普通话就能听懂豫剧，这便于戏剧的推广，也是老太太一个很大的贡献。”修正宇说道。

不过7年时间，1963年，文化部的报告点明了豫剧发展之快，“流行全国二十多个省份，逐渐遍布全国。”沈阳、北京的剧团也纷纷来河南豫剧院学习，豫剧从一个地方戏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剧种。

谢幕

老了之后，演戏的机会少了。

一批批新演员登场，耳熟能详的段落被一遍遍演唱。但当学生们翻出那些尘封的影像，大家都觉得，谁也唱不出常香玉的味道。

她的成就太高、造诣太深，这让难以望其项背的后辈感到有压力，竟也成了常香玉最大的遗憾。她曾对极有天赋的小女儿常如玉寄予厚望，但年轻人总有自己的想法。

1978年，从部队复员回来后，常如玉向母亲坦白，“我不想学戏了。”常如玉记得，“母亲的眼睛一下子空了，啥也没有了。”

一气之下，母亲把小女儿赶走。“她三十岁的时候我把她撵走的，想咋混，出去，离开我。”常香玉曾说道。接下来的十八年里，小女儿在美国，常香玉在郑州，拧巴的两人连打电话都觉得尴尬。

老伴儿的身体也越来越差。陈宪章自2000年开始病重，住院的那段时间里，常香玉每天上午都要去探望，临走了，她总要把脸在老伴儿的头上贴一会儿。

常香玉好像变得柔软起来。她开始跟女儿闲聊天了，有时候也叫女儿跟她出去走一走。“她不命令事儿了，她跟你商量。”长女常小玉小名叫‘大毛妞’，有时睡懒觉，起得早的母亲都会拍拍她，“大毛妞快起来了，太阳都照着屁股了。”

搁早些年，常香玉可没这么有耐性，“这时候了咋还不起床了，赶紧！”

但有些东西照旧。她依然早上五点醒来，在床上盘腿、练功，下楼打打太极拳。她喜爱广东音乐，坐在收音机旁听《步步高》和《彩云飞》的时候，腰板挺得依然很直。

常香玉像随时要回到战场的兵，出门时总要在口袋里揣一把定音笛。她知道不管走到哪、人们都愿意让她唱两句，没有乐队，就得用定音笛找音准。哪怕不在人前唱，也要练习。女儿劝她，“你现在没有演出了。”常香玉答，“一叫你唱，你得马上能拿上去，不然的话你唱不成，对不起别人。”

她不是没有机会，但年纪毕竟是大了，再也找不回年轻时的气息，“这样对不住观众。”不选择上台，不代表放下了、认输了，她开始在没观众的地方默默地琢磨自己的戏。哪怕身体不舒服了、住院了，也不停，“这一句，再唱的时候要发挥好一些，那个字应该再强一点。”

终于选择公开露面，是2003年夏天。时年80岁的常香玉做客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坐在椅子上，她用手在大腿上打出节拍，唱了一小段《西厢记》。

也是那年，小女儿常如玉回到郑州，开始学习常派豫剧，“我跟我妈可以说是在斗吧，这十八年，可是我最终还是失败了。是我母亲的艺术把我拽回来了。以前我年轻，我不知道她这里面的东西太多了。”

对女儿，她选择原谅。只是不忘嘱咐她们，“今后要多教一些学生，把我这些艺术往下传一传。”对自己，对痴迷一生的戏台，她希望有个明媚的告别。

录节目那天，她穿了一件玫红色的上衣，看起来不像是癌症晚期病人。主持人夸她好看，她略得意地说──

“我是来谢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