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岁女人的8848米征途（下）

为了迎接这一天，陈旻提前一个多月准备装备。在寒冷的高山上，保暖和防水最关键，登山者需要穿排汗内衣、抓绒服、薄羽绒服，攀登到6400米以上，还要穿重达三四斤的连体服。

此外，每个人还需要准备防晒帽、睡袋、登山杖、暖手宝等100多件装备。为了确保不遗落一件装备，陈旻核对了3遍，女儿负责查看，并在纸上打勾，丈夫帮忙打包，装了两个行李包。包里还装着能量胶、咸菜、压缩饼干、葡萄干、娘家人从青海寄来的豆子。

4月14日，陈旻和登山公司的8名队友，从重庆前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丈夫和女儿送机。后来，女儿告诉陈旻，飞机起飞后，她和爸爸去吃饭，吃着吃着，爸爸眼泪掉下来了，说后悔把你妈送上飞机，还能把她追回来吗？

末了，爸爸又给她打气，“你妈肯定没问题”。

一行人抵达加德满都后，登山公司为他们进行核酸检测。4月16日，一架载有12人的小飞机将他们载往海拔2845米的小村卢卡拉，接下来12天，他们将徒步EBC(珠峰南坡大本营)线路，一路攀登至海拔6119米的罗布切峰，再步行至海拔5400米的珠峰大本营。

登山者们将通过这条线路，适应高海拔环境，并检验体能。徒步前10天，陈旻的心情欢快，体力充沛，总是第一个到达驿站，和外国友人喝咖啡，简单聊上几句。

很多人并不是第一次登珠峰。她听说有一个50多岁的外国人，登过6次珠峰，一次比一次高，但都没登顶。这一次，他又来了。后来，她还认识了一个登山者，那人登过4次珠峰，这次刚到珠峰大本营，听说营地有人得了新冠肺炎，立马回了加德满都。

据德新社报道，4月23日，至少一名珠穆朗玛峰攀登者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因为打过疫苗，陈旻没有感到恐惧。

她的危机感在抵达海拔4000多米的罗布切驿站时出现。当时，她出现高反，胃疼，头晕，“耳朵像塞了棉花一样。”因为腿没劲，她速度放缓，渐渐落后于队员。连喝两瓶可乐后，她感觉身体有劲，兴奋感盖过高反的不适。

攀登罗布切峰时，陈旻见到了自己的向导白玛，一个30多岁、爱笑的夏尔巴汉子。早在报名时，陈旻就选中了他，他是一名国际向导，多次带领队员登顶珠峰。

攀登罗布切峰之前，白玛检查陈旻的安全绳、八字环，帮助她将冰爪安装到高山靴上，直到确认安全。两人配合很默契，白玛夸赞陈旻，“你的体能真好，肯定能登顶珠峰。”然而，一回到罗布切营地，陈旻的高反又回来了，且不断加重。从罗布切营地到大本营途中，陈旻一路呕吐，一张嘴，胃里就吸进凉气。

4月27日，走到珠峰南坡的大本营时，陈旻胃疼得像“里头有什么东西在绞”。

大本营：希望与冲突

珠峰南坡大本营位于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珠穆朗玛国家公园内。早在几天前，登山公司雇用的夏尔巴人已经搭好五颜六色的帐篷，这里的卫生间分为坐便器和蹲便，还有独立的洗澡间。

队员们休息一天，开始进行冰川训练。为了防止感冒，保存热量，陈旻全程只洗了两次澡，不吃辣，天天喝蜂蜜。每餐是四菜一汤，有队友为解馋，带了牛肉干、老干妈，也有人在徒步中喝酒。

这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不训练时，队员们在帐篷外晒太阳、聊天，白天，大本营上空环绕着直升机螺旋桨的声音，到了夜里，“轰隆隆”的冰崩声不绝于耳。

“大本营就是有希望、矛盾、压力的地方，各种人聚集在这里，每个人的性格都在这里完全放大。”

回忆起在大本营的日子，陈旻感慨，除了喧嚣和热闹，登山者们还面临竞争、冲突和未知的恐惧。由于珠峰的昆布冰川附近空气干燥寒冷，肺部易发炎，很多人患上“昆布咳”。

4月29日，尼泊尔疫情加重，加德满都宣布封锁两周。此起彼伏的咳嗽声充斥着大本营，一位队友担心发生疫情，倡导大家用公筷，第一天，队员们集体遵守。

到了第二天，领队要用自己筷子夹菜，陈旻提醒他用公筷，这人说她搞特殊。领队让她去别的地方吃，她和领队吵了起来。

登山界有句话，叫“无兄弟不登山”。陈旻觉得，因为没有熟悉的朋友，自己在大本营被排挤。因为生气，她的身体出现浮肿。

5月1日，队员们开始第二轮适应性拉练，用5天时间，从大本营攀升至海拔7100米的C3营地。中途，他们要途经昆布冰川，到达海拔6100米的C1营地。昆布冰川被视为南坡攀登路线中最危险的地段之一，登山者们需要跨越14条几百米深的冰裂缝，每踩一步铝梯，能听到“咯吱咯吱”的声音。

陈旻专注看着脚下，顾不上高反带来的胃痛感。她一路没吃东西，等到海拔6800米时，脸肿大了一倍，眼睛眯成一条缝，浑身没劲，双脚“像被铁链子捆住了。”陈旻告诉白玛，自己走不动。白玛鼓励她，再走一点试试。陈旻走了十几米，又停下，找一块大石头躺下。怕她着凉，白玛将她的背包垫在石头上。

“这都登不上去，未来怎么办？”陈旻感觉，攀登慕士塔格峰时的挫败感又回来了。她背对着白玛抹眼泪，哭诉队友欺负她，她心情不好，腿肿得抬不起来，走不动。白玛用简单的中文安慰她，每个营地都会吵架，还有打架的，“你别理他们，你是来登珠峰的。”

下撤途中，她摔倒8次，一路干呕，到达大本营时，比其他队员慢了2个多小时。

在大本营，陈旻因为胃药问题，和领队再次发生争吵。其间，一位比她年长的队友叫她“老女人”，陈旻感觉被侮辱，气得在帐篷里哭了几个小时。

陈旻再次感受到针对她性别和年龄的恶意。她认为，女性登山者在大山里承受的东西比男性更多，“同样在一根绳子上，有的男人就一定想要超越你，一旦女人在前面，就觉得羞辱了男性，他要通过打击你、排挤你，让你丧失自信，登不了顶。”

有时候，恶意也来自地面。曾有男性问她，“你们女的登山是不是好多因为感情破裂？”陈旻后来听朋友说，在高原上哭泣，会导致人的中枢系统紊乱，身体肿胀就是后遗症。在大本营时，有一天，她发现小便里全是沉淀物，“那代表你的肾出问题了”。

抉择

5月7日，陈旻和队友回到南池修养，等待窗口期。那几天，她强迫自己平静，每天听《心经》，吃完饭就睡觉，也不出去玩。她发现身体的肿胀正在慢慢消除，恢复到徒步时的状态。回到大本营时，她可以从餐厅一路小跑到自己的帐篷。

这给了陈旻登顶的信心。5月15日，他们在大本营吃完饺子，举行煨桑祈福仪式，准备冲顶。如果一切顺利，他们将在5天后登顶。

再次跨越昆布冰川很顺利。但他们走到C2营地后，山顶开始出现乌云。这意味着，山顶天气糟糕，再往上攀升可能面临未知的风险。大家决定等等看。等待的前两天，大家还有说有笑，有人聊天，有人看提前下载的电影，陈旻待在帐篷里睡觉，脚底放一个热水瓶。

第三天，天气还不见好转，负责此次登山的尼泊尔的总教练建议，先回大本营，再根据天气登顶。陈旻坚决不回，她觉得待在这里可能耗损热量，但回去要途经恐怖的“昆布冰川”，危险更大。经过讨论，大家决定继续等待窗口期。

此时，营地上的食物已经用尽，夏尔巴人又从大本营背来新的物资。到了第四天，焦虑的情绪开始蔓延。陈旻注意到，大家上厕所开始结伴而行，有人跟向导交代后事，说万一死在珠峰上，一定要把他的遗体带回家。

陈旻也忍不住想，万一死在山上怎么办？她一层层检查衣服，看看有没有泥巴点或者破洞，想着即使死，也要给“大自然呈现一个体面的自己”。死亡是所有登山者都要面对的命题。出发前，陈旻想写一封遗书给家人，怕吓到他们，最终没写。她交代一个好朋友，万一死在山上，不要把她带下来，“留在山上是一个登山者最好的归宿。”

离开重庆前，她特地回了一趟老家青海德令哈，为了进行最后一次高海拔拉练，更重要的，是和父母道别。她捧了一束鲜花到父母坟前，告诉他们，自己即将去登珠峰，假如有幸登顶，他们也会骄傲，如果她回不来，也请他们不要牵挂，那就是她的宿命。

实际上，陈旻的丈夫和女儿并不理解她的这种宿命感。起初，丈夫觉得她走向户外，只是为了散心，但后来她越走越远，山越登越高。

有一次，她又一次要进藏，丈夫觉得太危险，“都去过两次，为什么还要去？到底有什么诱惑？”争吵过后，陈旻独自坐上去北京的大巴，以为丈夫不会送她，刚坐下，看到丈夫跟她招手。

家人们最终选择支持她的梦想。她冲顶那几天，山上没有消息，丈夫天天给她祈福，心烦的时候，就找朋友喝喝茶聊聊天，“让自己放松下来。”丈夫想过，假如妻子在珠峰上发生意外，就飞去尼泊尔，把她的骨灰带回家。后来，尼泊尔疫情暴发，他安慰自己，“都是命，看她的造化吧。”

如今回头看，从C2营地前往C3营地的那晚，确实是在赌命。当时，他们已经滞留4天，直到晚上10点，负责人还在和大本营沟通要不要登顶，他们最终决定往上走。

此时，天气灰蒙蒙，气温低至零下十几摄氏度，陈旻不觉得冷，开始吸氧后，她高反症状消失，状态越来越好，渐渐走到了队伍的中间。五六个小时后，队伍抵达海拔7100米的C3营地，要途经长达1200米的洛子壁，这里到处是陡峭的冰层，映射出瓦蓝色的光。其中，最危险的一段路程是长30米左右的横切路段，这里是“冰川医生”在垂直的冰壁上开凿出来的一段小路，空间只能容下一只高山靴。

陈旻左手抓着绳子，右手边是悬崖。好不容易走到头，又是一处小陡坡，陈旻不敢走，声音里带着哭腔，白玛安抚她，慢慢走，不怕。越往后走，风越大，走到海拔7800米的位置时，风速达到每小时20公里，陈旻被吹得东倒西歪，要侧过身抵抗寒风的拍打。

到了C4营地，风速已经升至每小时40公里。陈旻在帐篷里听到外面风雪呼啸，“感觉要把帐篷掀翻。”

夜里9点，山上陆陆续续出现移动的光点，是国外登山队。夜里11点，队员们决定，继续往前走，万一天气状况不好，国外登山队员下撤，他们就下撤。

休息了10个多小时后，陈旻和向导开始冲顶。每走几步，陈旻需要跺脚，防止脚麻。不知道走了多久，陈旻感觉有些疲惫，停了下来。前方几米处的白玛抓了下绳子，示意她继续往前走，陈旻想迈脚，却感觉“被一座大山压着”。

白玛又拉了一下绳子，还是没动静。他使劲一拽，陈旻的左脚迈了出去，身子停留在原地。感觉情况不对劲，白玛立即跑过来。陈旻听到白玛在氧气面罩的出气孔上使劲敲，鼻子里随后袭来一股凉气，她贪婪吸了几口，“一下子好像活了”。

陈旻这才意识到，面罩的吸气孔刚才被冰雪堵住了。要不是向导及时发现，她很可能失去意识。有了氧气，她感觉脚步变得轻快，继续在黑夜里跋涉。

5月23日早上6点，天空渐渐泛起亮光，先是浅白，然后是淡黄，紧接着是粉红，陈旻走几步，停下来看看，走着走着，一轮橙色的太阳仿佛突然从山背后跳了出来，将雪山照亮。

在阳光的照射下，陈旻看到了不远处的峰顶，它耸立在半空中，看起来冷峻、庄严。她平静地往峰顶走去，攀过岩石密布的希拉里台阶，在上午11点05分，来到了海拔8848.86米的珠穆朗玛峰峰顶。

最高点的意义

8848.86米，这是人类为地球最高峰量出的最新“身高”。过去60多年，曾有6000多人在这里留下足迹。

陈旻曾设想，登顶后，抱着队友或向导哭一场，事实上，真正站在这里时，她哭不出来，也不激动，心中无比平静，“像坐在母亲的膝盖上。”

她是队伍中第二个登顶的。珠峰顶是个三四平方米的斜坡平台，只能容纳五六个人，除了另一名队友，还有几个外国人，他们正在拍照。陈旻拿出准备好的七张红色条幅拍照，有送给赞助商、朋友的，还有一张送给自己，上面写着“2021年陈旻珠峰8848.86米。”拍完照，陈旻对着祖国的方向磕了三个头。此时，山顶上晴空万里，细碎的冰晶在空中飘舞，远处山脉错落排列，白云飘飘。

“你今天成了。”陈旻在心里对自己说。她还刷了新纪录，是中国登顶珠峰最年长的女性。

她解释登珠峰的原由，也许起源于17岁那一年，在老家，她和4个小伙伴穿着胶皮球鞋，一路提着小录音机，带着锅碗瓢盆，沿着芦苇穿过沼泽，踏入盐硷滩，穿越克鲁克湖湿地。他们走了21个小时，30公里，到达保护站时，脚底磨出五六个血泡，浑身是泥。

“特别有成就感。”陈旻觉得，从那之后，“心里那种野性的东西萌生了”。

在山顶待了20多分钟，陈旻开始下撤，比队友快了一个半小时。很快，她又来到了希拉里台阶，就是在这里，她突然看到了遇难者那双半眯着的眼睛。

看到她哭泣，向导一声呵斥，她回过神来，打起精神，继续往上爬，这一次，她没有看，一脚迈了过去。陈旻说，她永远忘不了那双眼睛，这个沉睡的人会一直提醒她，“要好好活着，更要好好对待自己的生命。”

这也是珠峰之行教给她最重要的一课，“生命无常，你怎么好好活这一生？真的要及时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一定要热烈。”

兜兜转转一圈，陈旻觉得，登山就是她“生命中最热烈的表达方式”。以前，她曾以为探险就是刺激，但随着去的地方越来越多，她对户外探险有了更深的领悟，“真正的探险不是冒险，而是在与大自然的较量中认识自己，形成对人和事独立的思考。”

慕士塔格峰让她学会了谦卑，“不要轻视任何一座大山。”珠峰让她感受到了绝境之下“人的无情”，“这场攀登对我来说意义太重大了，我对一个人的审视从此有更高的标准。”当然，珠峰也赋予了她世俗上的成功。她几次提及，从这次登顶中获得“巨大的自信”，“我的能力在珠峰上得到了最好的印证。”

她被更多人“看见”。从珠峰回到加德满都后，她因为疫情滞留尼泊尔，又辗转埃及、美国，漂泊5个月后，回到中国。滞留埃及时，陈旻入住酒店的运营总监听说她登顶珠峰，特意和她合影，并提出免费为她升级一间套房。陈旻婉拒了。回国后，她穿梭在不同城市分享登珠峰的经历，将听众听演讲的感言分享到朋友圈。有人认为她在炫耀，但她觉得，这是别人对自己的认可。

在大本营时，陈旻跟一位好友说，自己如果能登顶，“世人看待中国女性的角度就不一样了。这个年龄段本可以在家带孩子，说明我们还是有奋斗的精神。”

在一位好友看来，多年来，陈旻一直想“证明自己的价值”，想“每一分每一秒都活到极致”。有时候，她觉得陈旻活得太累了，劝说陈旻，表达价值的形式有很多，不一定非要登山，“生命是第一位的”。但陈旻不这么觉得，“以前为了当领导，失去了自我，我为家庭活着，为周围朋友活着，为各个层面的人活着，最后就没为自己活着，我就想为自己活一把。”

她觉得自己的人生刚刚开始。一次聊天中，她翻到一张40岁时的照片，一身灰貂，酥胸半露，光彩动人。“我要发朋友圈，让他们看看，我不管。”以前，她也发过这张照片，但很快删了。她害怕别人议论，但现在，她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分钟，我都要为自己活。”

为了庆祝她回家，丈夫送给她一串手链，女儿给她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鼓励她写作。她没有告诉家人，从珠峰下撤到加德满都后的第二天，她就决定继续攀登“7+2”(攀登七大洲最高峰，且徒步到达南北两极点的极限探险活动)，她设想在两年内完成这个目标，“年龄不等人”。

等到登不动的那一天，她打算重新穿上旗袍，当个老年模特，“有皱纹，照样可以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