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耿军：我的电影不是东北量贩作品（上）

在电影《东北虎》之前，耿军的所有作品都没有在国内公开上映过，盗版和机构放映成了最重要的观看渠道，因此一度被归为地下电影导演。事实上，耿军的作品与地下电影有很大区别，他的题材并不敏感，风格也不实验，虽然常带有强烈的批判现实意识，但故事拍得都很规矩。

耿军是黑龙江鹤岗人，电影里的故事也多在鹤岗发生，主要演员刚哥、勇哥、薛宝鹤是耿军生活中的朋友，他们在电影中彼此依赖，也彼此成就。

2021年6月19日，上海电影节金爵奖将最佳影片颁给了电影《东北虎》，外界把这次获奖看作耿军职业上的分水岭，但让耿军影迷兴奋的是，“鹤岗宇宙”在这部电影里完成了首次集结。

获奖后，“鹤岗宇宙”连着庆祝了几天，耿军表态允许膨胀，有度就可以。回到北京后，创作之外的杂事开始多了起来，他仍租住在通州的房子里，过着简单的日子，电影似乎从来没有改善过他的生活，但他的人生却结结实实地被电影改变了。随着《东北虎》的上映，耿军之前的作品也开始受到关注，我们和他聊了聊他在电影里度过的二十年。

职业、非职业演员，有差别，但不大

新京报：《东北虎》在你手上已经放了好多年，现在这个版本和最初你心里那个《东北虎》相似度有多少？

耿军：我是2012年写完的剧本，早于《锤子镰刀都休息》和《轻松+愉快》，所以《东北虎》最初的形态更接近于我之前的那部电影《青年》。2018年春天的时候，我根据最初的那个剧本，做了差不多40%的修改。在变换的过程中，它其实变得更柔和了一些。我中间有一两年走了弯路，想把这个东西弄成类型片什么的，给自己弄得有点儿迷糊。

新京报：跟资本市场有关系？

耿军：我跟资本没关系，《锤子镰刀都休息》在金马得完短片奖后（金马奖最佳创作短片），有些公司找过来问下面做什么，聊到了这个，最后没做。所以我才在2015年拍了《轻松+愉快》，因为《东北虎》找不到钱，做不成，《轻松+愉快》相对预算比较少，容易操作。

新京报：《东北虎》预算更高，是因为要使用职业演员的原因吗？

耿军：其实一开始要改成类型片的那两个公司，都已经开始码演员了，但码的那些演员对这个故事来说，并不是特别合适，只是符合他们的商业要求。起初这事还比较友好，市面上的演员你觉得谁合适演那个男的，谁合适演这个女主角，之后就是聊市场，有点儿像温水煮青蛙，弄来弄去就是谁的流量大，谁的票房最好。

新京报：职业演员和非职业演员，在你作品里的表演方式差别大吗？

耿军：职业演员和非职业演员肯定会有区别。一个电影，首先要把本身的节奏感，气质调到一个频道上，这需要靠表演完成，因此表演也要调到一个频道，但这一点儿不难，因为好的演员一定有很多种方法，所以合作职业或非职业演员，差别有，但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新京报：之前你选的演员都不太常规，比如《轻松+愉快》里那个悍匪老太太，实在太好笑了。

耿军：那个是挺逗的，《轻松+愉快》那一年放出来的时候，有很多业内人问我这个老太太在哪找的？那个老太太其实是我们当地特别普通的一个人，我找演员的时候，在当地发了个消息，有很多人过来面试。她不会演戏，但我喜欢她的面孔，到后来还是决定找她来演。因为第一次演戏，完成起来没那么容易，但是我们慢慢拍，什么时候拍好什么时候算。其实她的那一场戏，我们拍了整整两天的时间。最后呈现出来确实非常好。

新京报：她的荒诞程度让整部荒诞电影都显得正常了，当时是有意识地追求这些意外感吗？

耿军：其实我自己要追求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不太容易评论。有时一个电影弄完，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再跟大家一起看时，会特别恍惚，我想，这是我干的吗？

新京报：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耿军：我自己没想做电影评论的事，所以当有的观众，有的影迷聊出他们的看法时，那个电影对我来说也挺陌生的。我有时不太容易说清自己是怎么回事，或者自己作品是怎么回事，概括总结自己，我觉得是给自己画了一个圈，画完后你又想翻出去想跳出去，还不如不画这个圈。我其实完完全全是感性支配创作，这也是我的剧本修改时间会特别长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哪里情节写出来了也对，但也不够有意思，我会想怎么才能有点儿意思？我会在这件事上磨很长时间。

新京报：私人的趣味反倒更容易抓住观众。

耿军：对，比如你刚才说的那个老太太那场戏，但你再问那场戏是怎么写出来的，我自己都恍惚，虽然没有多长时间，但是我知道这么写是够意思的。只有这样才会对另外两个骗子，造成心灵上的那种粉碎性骨折。这个人的出现，就是为了干灭他们，那这个灭霸是谁呢，是一个孔武有力的人还是一个凶神恶煞的人？不，她是一个从小卖店里出来的老人。其实我所有的这些创作想法，都来自于我的趣味和那种审美的趋向性。

新京报：我一直以为这是个精心设计过的人物。

耿军：有一些记者或电影从业者，也跟你一样聊到了这场戏，会聊这个人的形象。我觉得你们这么认为还真挺好的，这是没问题的，因为电影其实属于观众。

新京报：用两天时间拍她一场戏，就一点儿没意识到她会很出彩？

耿军：我拍的时候快冻死了，我在里面不是也演了一个角色吗，最后倒地上了，我们拍的时候是3月，雪虽然很大，但是你一倒下，在那儿躺一会儿，身体的热量会把雪融化。之后，你的后背整个是一个硬板，一会儿化掉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化掉一会儿站起来，整个都透了。我在那儿演也没法看监视器，其他的演员在那儿看监视器的时候，他们会笑话，说我演得太烂了什么的。其实我自己拍的时候，真正感受就是天气的、物理的那些东西。

当下需要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审美

新京报：大家有时会过度解读你的作品，甚至与你本意完全相悖，看到这类评论时你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耿军：其实别人对我的评论我不太看，有的时候，朋友看了转给我，我才能看到。电影在现在这个社会里，其实是一个自由的舆论场，你想说什么都可以，你理解、误解、费解都可以。所以在这个点儿上，它对于观众和作者是公平的。

新京报：但你是个作者性很强的导演，作者性意味着强输出，与之呼应的是准确地接受，任凭他人解读的话，这是不是有一点儿矛盾？

耿军：不太矛盾，一个人叫自言自语，被议论就证明它已经形成了那个讨论，证明这种内容输出已经完成了，这个东西都已经建立了，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就不用担心了，这关已经过了。

新京报：对创作者来说，某一瞬间与观众形成了同频，有了共鸣，应该是非常爽的一件事。

耿军：对，我在影院体会过。金马期间放《轻松+愉快》，演到教徒小二跟骗子相遇的时候，影院忽然特别喧哗，大家觉得，哇，太过瘾了。但我自己不知道会出现这个情况，我预料不到他们会喜欢这个情节。后来映后交流，我能体会到那种共鸣和他们的兴奋，都是我意料之外的东西。看到这些反应我的真实想法是，拍电影还能这么幸福？

新京报：你在《一席》演讲时说，最开始拍完《烧烤》，在电脑上看大家都觉得不行，根本没法看，你很失望。后来在大银幕上，有观众在场的状态下，大家感觉又不一样了，都觉得挺好。那你评判自己电影的标准是更倾向于观众反应，还是电影自身的质量？

耿军：其实我对于自己的作品可能没法特别理智，也没有办法特别客观地看待。生活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好电影看得太多了，所以在创作上自信也好，自我怀疑也好，这些都特别正常。但是我可能会自我怀疑多一些。

新京报：但你的风格一直非常确定。

耿军：我怀疑的不是风格，我的自我怀疑其实是在每一部创作的时候，那个探索的部分，我会想怎么才能让自己的创作在探索上再稍微有一点儿新的可能性。这件事上其实是我最兴奋的，虽然也会自我怀疑，但这是一个正常的创作心理，只是我的自我怀疑可能比外界看到的那种状态更严重一些。

新京报：无论文本创作，还是视听语言上的怀疑和探索，有没有想更融入大环境的原因？

耿军：不会有这个原因。它不会不融入，因为这个时代里同质的东西太多了，挺需要有个性的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审美出现。这一点我倒没有任何怀疑，我还挺自信的。我怀疑的其实是自我要求那部分，有点儿像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要求。你知道我平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在创作的时候，接近于我对另外一个人的要求。

新京报：自我要求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一定会有变化，尤其电影是集体劳动，最终的作品往往是妥协的产物。

耿军：但电影也可以现场产生创造力，在现场，你跟摄影，跟演员都会有一些即兴的东西出现，这些东西是从剧本溢出来的，当你捕捉到它们，会是特别美好的时刻，我的作品，所有电影作品都会保留这些。

新京报：即兴部分在你作品中比重大吗？

耿军：不大，每次开拍之前，我其实对台词，对人物关系什么的都已经弄得很瓷实了。所以如果演员在拍摄的时候想要改里边的词其实很难的，能改吗？能改，但是很少的地方能改，大部分是改不了了，因为已经深思熟虑了。我说即兴的部分，不是剧本上的，是在现场拍摄时大家会碰撞出来一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