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谜三星堆：他们去哪儿了（下篇）

面对三星堆辉煌的出土文物，人们实在难以理解这样一种看似迥异于中华文明的存在。于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给它安上无数有关外星人之类的荒诞不经的想象。试想，若商朝历史也没有留下史书和甲骨文的确证，面对殷墟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都邑，难免也会让人浮想联翩。

关于蜀地历史，甲骨文中记载过巴和蜀两个国家，商王朝和周王朝都曾征讨蜀人，表明当时四川盆地已存在一个中原王朝不可忽视的政权。西汉扬雄所撰《蜀王本纪》是可考的最早文献，其中记载：“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去。”晋人常璩所著《华阳国志》称：“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

从这些带有浓厚神话色彩的记载中，后人只能模糊地获知几位古蜀帝王的名号──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李白在《蜀道难》中感叹：“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可想而知，古蜀王的传说唐代时已流传于世，但是，也仅仅是传说而已。

情况终于在近一百年前发生了转折，人们对蜀地上古史的知识突然迎来爆发。那是现代考古学进入中国的第一个十年。

1929年，家住四川广汉太平乡月亮湾的村民燕道诚一家在挖水车坑时，偶然挖到一块石板，撬起石板，下方赫然埋藏着大量玉石器。一家人避开村民，半夜偷偷挖出300多件玉石器。一年后，他们带了几件玉石到古董市场变卖。消息不胫而走，英国传教士董宜笃要走了5件玉石器，存放于成都教会学校华西协合大学。

1932年，美国人葛维汉前往成都，担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当他看到这几件玉石器时，意识到月亮湾应该有一个史前遗址。在得到民国政府审批后，葛维汉和中国助理林名均于1934年进行了考古发掘。当时，主持过仰韶遗址发掘的瑞典学者安特生认为，从出土的石斧、石凿、石刀等器物来看，这处遗址与仰韶遗址极为相似。他还将该遗址与前几年震惊全国的殷墟遗址对比，认为差异巨大。最重要的差别是，殷墟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而广汉没有丝毫发现。

安特生的结论最终被推翻，但已是半个多世纪以后。未来的考古发现将证明，月亮湾所在的三星堆遗址与殷墟关系密切。

1986年夏天，砖厂工人在三星堆遗址区附近取土时，偶然发现了玉器。近在咫尺的考古队员赶到，就地展开发掘，两个器物坑陆续出土，除大量玉器外，更令人吃惊的是满坑满谷的青铜器、金器、象牙，这些造型奇特的器物在同时期遗址中极为罕见。从此，三星堆“一醒惊天下”，闻名全球。

倏尔又是33年，2019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新一轮考古勘探，发现了6个坑。随后，他们在整个祭祀坑区域上方建起一座现代化封闭保护棚，棚内，每个坑上又罩起恒温恒湿的发掘舱，多个临时分析室、文保室就设在棚内。考古界公认，这是当下最先进的考古现场。

青铜器、玉器、金器等新发现，在考古人员的预期之中，但他们还抱着另一个期待，找到一种此前从未在三星堆出土，却很可能存在过的东西──丝绸。

青铜大立人和另一些铜器人像身上刻画的华丽服饰，足以证明三星堆人已经拥有华服。但历经三千多年，即便存在过丝绸，也早已腐化殆尽，因此30多年前的发掘中丝绸并未被注意到。但此次考古中，丝绸专家一开始就介入其中，很快，便在土样中发现了一片长宽约3.8毫米×3.1毫米的纺织品。接下来，更多细小的丝绸残留物出土，在显微镜下，丝素蛋白也佐证着丝绸的存在。最大一块丝绸残片，长宽约1.8厘米×0.8厘米，附着在青铜表面，肉眼可见。

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周??认为，古蜀蚕桑丝织业历史悠久，祭祀坑里使用大量丝绸亦属合理。周??说，早期社会中，丝绸会用作祭服和祭品，如帛书或帛画。

丝绸的发现，将大大改变人们对三星堆祭祀坑乃至整个三星堆社会的想象。三星堆古国里，华丽的丝绸或许与青铜、金玉、象牙等拥有同等地位。“祭祀现场可能会有旗帜、帷幕、幔帐，祭司穿着华丽的衣服，丝绸也会作为祭品放入祭祀坑。”赵昊说，“三星堆的祭祀现场，实际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要丰富得多。”

通过考古虽然无法指名道姓讲出故事，但人们借此得以一步步管窥三星堆先民的生活图景。

三星堆的“解谜游戏”

8个祭祀坑吸引了关于三星堆的所有关注，如同三星堆皇冠上的明珠，璀璨夺目，却并非全部。要解开三星堆之谜，答案不仅要在坑里找，也要在坑外找。

三星堆遗址的核心，是3.6平方公里的城址，这是秦朝以前中国南部最大的古城。它由大型多重城圈、超大型建筑、高等级祭祀坑、玉石器作坊、早期墓地等重要文化遗存构成。有考古学者认为，其规模可以视为都邑。

整个三星堆遗址前后延绵近两千年，与中原交往最早可追溯到夏朝。三星堆出土的玉石戈、玉璋、陶盉、青铜牌饰等物品，与洛阳地区被认为是夏朝晚期都城的二里头遗址十分相似。三星堆鼎盛于中原商朝时期，财富积累到十分可观的程度。

放眼更广泛的地域，在商朝都城之外，善于铸造青铜器的地区并不只三星堆。在陕西洋县城固、湖南宁乡炭河里、江西樟树吴城、江西新干大洋洲等地，都发现了大量商代青铜器遗存，长江中下游更是形成了一条青铜文化带。各地青铜铸造技术，都达到了不亚于都城的高水平，器型也都有一定的本土特色。由此看来，三星堆的青铜技术并非独树一帜。

然而，三星堆的美学震撼无疑独领风骚。

在中国各类遗址中，人形塑像的出现十分晚近。秦兵马俑是一次高潮，东汉以后的佛造像是另一次高潮，而更早的青铜时代，人像并非主流的主题。如果将目光投向更远的地区，在两河流域文明和埃及文明中，人像一直是重要主题。三星堆与西亚文明的联系，多年来引发源源不断的遐想。

三星堆博物馆馆长、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队领队雷雨认为，以金杖、金面具为代表的黄金制品，以大立人像、人面像为代表的青铜雕像，还有三星堆古城使用土坯的城墙筑造技术，可能与西亚两河流域乃至更远地区的文明有着某种关联性。

1986年出土自一号坑的金杖，也是一件石破天惊的文物。在中国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中，王权象征物是琮、钺、鼎、玺等器物，权杖很少出现，而在西方，权杖自古便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三星堆金杖通身由黄金打造，纹样精致，现存近1.5米。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霍巍曾在文章中指出，云南昆明羊甫头汉代墓地，也出土过铜杖和木杖体，考虑到三星堆和羊甫头都处在青铜时代中国西南的 “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外来文化影响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古蜀国社会的上层，有可能与更遥远的地区发生了远距离文化交流或贸易往来，但目前找不到直接证据。”雷雨说。三星堆遗址的主体年代，与两河流域的乌尔第三王朝、古埃及新王国时期极盛时期大体相当，也大致相当于地中海地区的迈锡尼文明时期。

雷雨认为有这样一种可能：来自黄河流域夏商文明的青铜铸造技术、礼器制度和用玉传统，以及可能源于其他文明的雕塑艺术、尚金习俗和黄金冶炼加工技术，在四川盆地产生碰撞和交融。古蜀人的创造性由此被极大地激发，将这些外来制品、制作技术、使用习俗和审美情趣与本土文化进行整合，从而形成了鲜明的区域特征。

三星堆的祭祀坑里，还有大量来自印度洋的海贝。赵昊认为，我们今天对于古人的行动半径和活跃度，总是缺乏想象，“或许有一些来自印度洋地区的人，背着海贝跋山涉水，最后走到三星堆，也并非不可能”。这种文化交流不仅可以是直接交流，也可能是分节点的层层递进，就像千年后的汉代丝绸之路。

但雷雨也强调，即便那些看上去很怪异、“不那么中国”的器物，身上也有很多中国符号和元素。比如铜跪坐人像手里的牙璋、头上的尊，大神树、大立人身上都有龙的形象。云雷纹、夔龙纹、兽面纹、回纹、蝉纹、连珠纹等大量中原青铜器典型纹饰，都被应用到三星堆各类器物上。三星堆那些奇特的物品，是中国早期文明的一部分。

三星堆就像古蜀先民留给后人的一个巨大的解谜游戏，游戏里包含无数的道具、纷繁的场景和辽阔的地图，却没有任何一篇文字说明和提示。只要玩家足够聪明、耐心和幸运，经由这些场景和道具，最终或许会抵达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

“如果不考虑工作压力，这是一个非常有趣味的过程。”赵昊说。考古是一场解谜，但不一定会给出终极答案。解谜过程中，考古始终致力于总结和反思过去，让人们理解人类所经历过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