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局」之辩：微观与宏观下的2018年大选和华社

大局论者掀动的另一争议，是在安华于2015年2月再度入狱、民联群龙无首进而瓦解后，支持重组后的希盟与前首相马哈迪结盟，甚至推派他为希盟的首相人选。马哈迪廿二年首相任内（1981-2003）素有威权之风，政绩虽见仁见智，马来民族主义者的色彩却一贯鲜明。大局论者的抉择，难免又引来手段与目的是否相称的议论。

本文不打算以实证数据详析本届大选，只希望从某个侧面，记录大选期间我零星观察到的华社氛围与应对，再循此思路，推敲政局未来的宏观演进。

二、选战观察

如何让马来人安心地票投希盟？首先就要在希盟各党的议席分配上，明确昭告天下：行动党丝毫没有主导联邦政权、支配马来盟党的野心。以国会选举为例，全国222席，行动党只竞逐当中的47席，远低于公正党的72席，而纯粹的土著政党──成立不足两年的土团党也获分派高达52席，且全数位于半岛。即便是实力最弱的诚信党，也获派34席。行动党竞逐的议席不多，固然是受其以非马来人为基础支持力量的政治现实所局限，但该党确实在谈判议席时，退让了某些族群混居的选区给其他盟党，刻意放低姿态。至于推举马哈迪为希盟共主一事，各党内部──尤其行动党内──不无激辩，但马哈迪的「马来人安心牌」作用无庸置疑，最终也获确立。

行动党致力转型为真正跨族群政党的步伐，多少也受此「大局」羁绊，缓了下来。为了转型，行动党近年来积极吸纳马来党员，并尽可能地多安排马来候选人上阵。行动党配合大局的努力，还反映在它更细致的语文实践上。为了广招马来党员及放眼联邦执政权，行动党开始在各层级的会议里（包括其党大会）广泛转用马来语，本届竞选活动上尤其如此。这意味著党内不少资深的基层领袖，如果马来话还说得不溜，已几乎没有机会上阵。而即便在华人为主的竞选场合里，行动党候选人也都尽可能以华语和马来语交替发言。举例来说，麻坡郊区的某希盟竞选场子内，来的虽然多是华人，杨美盈等华裔候选人仍全程或基本上以马来语发言。有中年妇女??此向我抱怨：「听不太懂，都在讲马来话。」但她对此表示理解。

「超人」丘光耀可谓上届大选时，行动党的超级助选员，风靡无数华裔选民。不过他辛辣的演讲风格，经媒体渲染后，在马来社会内形象欠佳。为了「大局」，本届大选丘光耀也识相地只集中在华裔选民为主的竞选场合亮相，相较于2013年大选，可谓异常低调。又，观察本届大选华裔在野政治人物的发言，显然都有默契地集中在纳吉政府的贪腐滥权与民生经济议题，如一马公司弊案和消费税争议，却极少触及恢复地方选举，尤其不在马来人多的场子里提。这恐怕又是顾虑到马来社会对地方选举的负面成见，即深恐华人／非马来人藉此牢控半岛各大城镇的资源与管理，导致城乡进一步分化。

为了马来选票，希盟华裔候选人屈从保守穆斯林观点的小动作，也处处可见。譬如女权及社运界的代表人物玛利亚陈（Maria Chin Abdullah），虽是华裔穆斯林，却向来作风世俗，刻意不戴头巾示人。惟本届大选，玛利亚陈以公正党旗帜出战八打灵再也国会议席时，也不得不在竞选海报和传单上以头巾照示人，以避口舌纷扰。

回头看，本届大选政权轮替，固然有其基本因素，但华社及华裔从政者为安抚马来人的不安，避免碰触甚至刻意迎合马来人的核心关切之举，似乎也有贡献。希盟推举马哈迪为共主一事，尤其是阴错阳差下的历史偶然，可遇不可求。5月8日投票前夜，马哈迪对全国直播发言时，我在希盟于北海的造势场子内，眼见各族老少屏息以待、专注聆听，且深受感召，不得不佩服此君一代枭雄／英雄，当代国史上难有贰人。

三、审视大局论

审视大局论，第一问是：为了什么？

大局论者相对于原则论者，首先会强调自己并没忘记初衷，但手段要务实灵活，否则在国内失衡已久的族群政治框架下，目标遥不可及，毫不现实。

大局论的论述名家黄进发提出阶段性改革建议，建议要先改什么和不先挑战什么，大家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直白坦荡，避免猜忌。这个直白的路为图，可分两个阶段，原则是先易后难、先外围后核心，将马来人担心丧权的内容往后搁，先处理与此无关的结构性宿疾与政策。举例来说，第一阶段（即本届大选后）可先处理民权议题、司法改革、选务及选制改革、国会改革和地方分权等。而由本届大选至下届大选期间，基于共识民主（Consensus Democracy）而不仅仅是多数民主（Majoritarianism）的精神，执政者可以咨询各方广徵民意，建立对下一阶段深层次改革的社会共识，留待下届大选落幕后，再据此共识，调整经济分配上的平权（如新经济政策之延续与否）、语言与教育、宗教与个人生活方式等领域。总而言之，追求平权的长远目标不变，只是要改采更??有效、务实的方法。

所以审视大局论的第二问，是成效如何？

选后半年即回顾这个问题，显然言之过早。不过大局论者，想必可以??希盟政府这半年来的体制改革或改革的尝试感到自豪。以国内各家民调的结果来看，民间确实对希盟首半年来的体制改革多所肯定，特别是印度人和华人群体。

不过仅仅前半年之内，希盟受挫的改革事例，倒也不少。譬如希盟在竞选宣言中，曾高调承诺会承认独中统考，却因其碰触到马来社会对语文的敏感神经，面对阻力，至今仍未成事。又，华裔官员、议员的双语或多语文告，雪州双语路牌的争议等，因为引发柔州和雪州苏丹反弹，变成语文加王权的超级敏感题，新政府火速退缩，完全不敢辩解。而希盟政府在签署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国际公约》（ICERD）的议题上，说签不签，屈从于马来社会的强烈反弹，更是一个最具体而微的案例。

华社的大局论者，或视这类挫败为阶段性的退让：大选虽已落幕，希盟的马来选票尚未过半，仍需安抚马来人，或仍需努力地先取得全社会的共识，给马来社会一点消化的时间。不过在族群政治仍是主轴的马来西亚，这样的局面演进，始终存在一个「谁先改变谁」的风险。大局论者的忍辱负重，是为了改变族群政治，但动辄屈于选票压力而自失立场，却不无重坠老模式的危险。这个老模式，就是国阵这一类的多族群政党联盟。

本届大选落幕后，黄进发发表的另一鸿文（2018），就认为政党竞争要避免走回族群与宗教的泥沼，关键是在「政党竞争的形势与格局」，而这「恐怕远超过个别政党或从政者的价值取向」。要改变格局，他认为就「必须从两线制转轨到多党制」，而这需三个要素配合：地方分权、改革选制，以及主流政党对国家体制与基本政策的共识。这种看法，与他选前的两阶段改革倡议一致，即先处理较有共识的体制改革，创造条件（如多党制），再处理棘手得多的族群平权与宗教领域等改革。我的理解就是：先处理不涉族群核心利益冲突的体制改革。

不过这当中的一个悬念，是不少看似不涉族群争议的体制改革，多年来之所以难于变革，正是因为它们和特定族群的利益绑得很紧。以结构性的贪腐为例，除了不堪的政治文化，土著在承包政府工程与经济领域内的各项大小特权，绝对是重要的贪腐土壤，不除难以断根。而国家的选举制度，则是从独立之初，就已公然向马来人倾斜，用意当然是要确保马来人的政治主导权。至于地方选举，何以在1965年后即失落至今？这在早年，是部份出于执政者对华人为主之左翼力量崛起的忧虑，近年则是担心华裔政治力量会藉此在城镇地区坐大，威胁到马来人的政经处境。这话可不是我说的，马哈迪和哈迪阿旺等一为马来政治的头面人物，都曾直白地在公开场合反复说过。所以一个「鸡生蛋或蛋生鸡」式的疑问是：「马来主权」（Malay Supremacy）的观念一日不去，这类体制改革是否真能贯彻？至少到目前为止，希盟于选前承诺过的恢复地方选举一项，还在以经费不足为由拖延。地方选举将来若真恢复，是否货真价实，也有待观察。

总而言之，对主流华社和希盟的华裔从政者来说，变天，是期盼能活在一个更平等的马来西亚，所以愿为大局作一时的退让。然而对希盟的马来从政者来说，他们也有自己的「大局」顾，所以要频频「无奈」U转，作一时的政策退让。ICERD争议的发展，就是显例。本届大选的结果，对马来社会的心理冲击显然不小。马来社会的主流（逾六成选票）并不希望变天，也对非马来人的「进略」依然感到不安，希盟政府如果漠视这个大局，下回或许又要变天。希盟的结构性困局，正在隐隐浮现。

转载 / 当代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