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大马之别在于制度改革

美国学者詹姆士费里曼克拉克（James Freeman Clarke）说过：「政客关心的总是下一届选举，政治家在乎的则是下一代」。过去一年每每提及体制改革、纠正族群差异政策时，希盟要员总是顾忌种族、宗教右派势力，最后索性不再提或U转自保。问题是，执政的最大两党：人民公正党和民主行动党是多元种族且改革斗争较鲜明的政党，下届征战若要师出有名，就得在这五年交出成绩，否则难保支持基础会动摇。如今施政方向看似被马哈迪及其右翼的土著团人士主导，一年来杂乱无方向，有些言行甚至违反竞选宣言。

一年，代表五分之一或20%的任期已过去了，希盟政府真的有意落实竞选宣言吗？马哈迪早前以「竞选宣言不是圣经」轻易打发，候任首相安华和土团党最高理事旺赛夫（Wan Saiful Wan Jan）更指制度改革是城市精英关心的。乡区发展与贫富悬殊固然重要，但不代表不可与制度改革并行。再说当初打著烈火莫熄旗号的改革者，未必都是城市精英。要求摆正制度，避免国家资源被滥用、政治人物自肥不受监督，难道不是为了人民福祉？

国内公民组织反贪污与朋党主义中心（Center to Combat Corruption & Cronyism，C4）日前不满新政府体制改革进展缓慢，国际人权组织Article 19、Civicus更直言政府首年改革议程不及格，非但未废除恶法，反而用来对付国民。希盟竞选宣言里有关「废除恶法」的第27项承诺，说明将废除五项法令：《1948年煽动法令》、《1959年防范罪案法令》（POCA）、 《1971年大专法令》、《1984年印刷机与出版法令》、《2016年国家安全委员会法令》；承诺修改和撤除不合理条款的也有五项：《1997年刑事法典》（有关和平集会与伤害民主活动）、《1998年通信和多媒体法令》、《2012年国家安全罪行（特别措施）法令》 （SOSMA）、《2012年和平集会法令》、《2015年防范恐怖主义法案》（POTA）。

以上列举的十项法令，究竟决定废除或修改？反之，希盟政府已援引恶法《煽动法令》十五次、《通信和多媒体法令》二十次调查异议份子。连人民之声（Suaram）向国会呈交备忘录后，也被警方援引《和平集会法令》问话。这些举动似乎与国阵时代没有什么不同。如今已确定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法令》略修后保留，内政部宣称其余六项恶法尚待研究，并未透露到底废除或修改。至于具体修改内容亦缺乏公共谘询，公民组织无从监督最后出炉的内容是否符合期待。独立警察投诉与行为不检委员会（IPCMC）从首相阿都拉时代至今仍未有最后定案，这也是希盟宣言的第20项承诺。值得一提的是，由各界贡献改革建议而汇成的「资政理事会」（Council of Eminent Persons，CEP，上图）百日报告竟遭《官方机密法令》保密，令人难以理解。

宣言也矢志要让人权委员会（Suhakam）成为信誉良好的机构。然而，人权委员会总结许景城牧师失踪案听证会，指警察政治部涉及其中，马哈迪却怀疑他们的专业，斥为谣言。该会主席拉扎里（Razali Ismail）大约十天后就辞职，不免让人浮想联翩。希盟宣言第26项确保我国人权纪录 「备受尊重」，却害怕右派大力反弹流失选票，一个月内撤消签署《国际政治和公民权利公约》（ICCPR）、《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ICERD）等六项人权国际公约的决定，错过了明确表达政治原则和意愿的第一步，用以摆脱专制威权政体以及种族主义的旧马来西亚。

有人问我，在人权课题上会给希盟打几分？我说，几乎交白卷无政绩可言，又怎可能及格？再问希盟是否比国阵进步？我认为没有必要比较，只不过五十步笑百步，反正都不及格，何必在乎谁比谁好？最重要的是，希盟接下来四年要留下什么政治遗产，是否有决心落实制度改革？烈火莫熄洗礼后，国人要看到政府有诚意、担当去做正确的事（do the right thing），才会合理通融，等待政府落实计划，把问题处理好（do the thing right）。

接下来的制度改革进程如何？我个人较为悲观。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亚洲区副主任菲尔?罗伯森（Phil Robertson）近期说：「大部分政府执政第一年就会作出改革，因为这正好延续选后的政治动力，符合人民求变期待」，我认为这说法有行为科学的根据。无论个人或组织，行为一般倾向 「现状偏差」（present bias）和「抗拒损失」（loss aversion）。前者会把现况当下的考量放到最大，后者则尽量避免损失，不敢进取面对风险。如果执政首年已难招架右翼施压，到了第四、五年甚至下次选举时，希盟还会有更大的勇气面对政治风险吗？我真的不期望结果如此，唯有呼吁若要改革，就得雷厉风行趁现在！

一个国家不会因为换了不同政权做政府就变「新」，真正能区别新与旧马来西亚的，是彻底的制度改革，确保旧体制恶习不再回来。

转载 / 当代评论